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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延安副教授教学案例
时延安
上传时间:200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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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财产罪

一、高某等人以暴力手段强迫他人交出钱财案

[案情介绍] 被告人:高某,男,22岁;蔡某,男,19岁;女,17岁。
  1991年夏天,被告人高某从平顶山市银翔信用社购买摩托车一辆。因手续不全,高某让被告人靳某到银翔信用社找该社主任张某补办摩托车过户证明。张某提出与靳某约会,靳将此事告诉了高某。高想到自己想做生意贷不来款,张某贪恋女色,遂即与被告人蔡某预谋,指使靳某以色相勾引张某,以此为把柄,敲诈、要挟张某为其提供资金。靳某在高某的授意下,先后两次在湛河堤树林内、矿务局安培中心应约与张某幽会。1991年10月30日下午,靳某按照预谋将张某诱骗到平顶山市铁路工人村268号高某的二哥家。高某藏于室内,蔡某与张孝民(在逃)先后对张某进行殴打、威逼,迫使张为他们提供15万元贷款。张借故推脱,蔡某继续殴打,此时,高某从室内出来,与蔡某一起对张某软硬兼施进行威逼。张某无奈,便以自己的名义,亲笔写了一张“市行急需二万元现金”的便条,要银翔信用社值班人员支付。蔡某持此便条到银翔信用社取走现金2万元。直到晚上,高、蔡才将张某放回。

[问题] 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绑架勒索罪;另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如果根据现行刑法典的规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何罪?

[评论] 根据现行刑法典第263条的规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令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罪具有以下特征:(1)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和人身权利。其犯罪对象为公私财物。(2)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令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实行行为属于复合行为,由方法行为和目的行为构成:方法行为,指为了能劫取财物,而实施的暴力、胁迫或其他人身强制行为;目的行为,指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即当场夺取财物或者使他人当场交付财物的行为。“暴力”,即采取具有攻击性的强烈行动,主要是指对人身实施强烈的打击或强制;“胁迫”,即行为人为了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以便当场占有其财物,以实施暴力相威胁;“其他方法”,是指为了当场占有财物,而采用的暴力、胁迫之外使被害人的身体处于不能反抗状态的方法。(3)主体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自然人。(4)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且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

解决本案的定性问题,还要区分抢劫罪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的界限。两罪的不同之处表现在:(1)侵犯的主要客体不同。抢劫罪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罪都是双重客体,同时侵犯了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但前者归入侵犯财产罪,其主要客体为财产权利;后者则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其主要侵犯客体为公民的人身权利。(2)客观行为具体表现不同。前者是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施加于被害人,当场强行劫取财物;后者是将人掳走限制其自由后,以杀害、伤害或长期禁闭被害人来威胁被害人家属或有关人员,迫使其在一定期限内交出索取的财物。(3)犯罪主体的年龄要求不同。前者的刑事责任年龄为已满14周岁的人,后者的年龄为已满16周岁的人。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为了让被害人张某提供资金,由靳某将被害人引诱到被告人高某二哥家后,即对之进行殴打,威逼被害人为其提供资金,后被害人被迫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张“市行急需二万元现金”的便条,要信用社值班人员支付,被告人蔡某遂持此便条到信用社取走现金2万元,之后被告人将张某放回。被告人为了获取资金,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后对被害人进行殴打、威逼,即使用了暴力和胁迫的手段;其要求被害人写便条以获取现金的行为,即具有抢劫罪所要求的“当场性”,也就是说,被告人获取财物的行为是针对被害人的,要求被害人提供资金。理由在于:尽管被害人是以写便条的方式由被告人蔡某领取了现金,但是由于被害人作为信用社主任,其便条即能够对其值班人员产生相应的约束力,向被告人蔡某提供现金,而值班人员此时并不知道被害人被拘禁,是被威逼后写下的便条,因此,虽然本案中从被告人向被害人威逼写便条到被告人实际取得现金之间的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并非被害人直接交出现金,但是由于被害人的特殊身份,对本案仍将认为是被告人直接向被害人劫取了财物,而非勒索信用社交出财物。据此,应当以抢劫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二、吴某暴力抢劫致人重伤却未取得财物案

[案情介绍] 被告人,吴某,男,26岁。

1990年3月,被告人吴某从某县离家外出,先后流窜到云南省的昆明市等地,同年4月7日上午窜至大理古城,在“榆城旅社”买好住宿票后即上街游逛。10时许逛到大理中路至小邑庄岔路口时,遇见来华旅游的日本人高杉某挎着照相机朝洱海方向游览观光,吴某随生抢劫歹念,便尾随其后。当行至大理古城东郊即大理中路之小邑庄的途中,被告人吴某见四下无人,便上前与高杉某搭讪说话,乘高杉某不备,拔出匕首朝高杉某的胸部猛刺一刀。高杉某奋力反抗并呼叫,在与被告人搏斗中跌进蚕豆田里,被告人趁此又朝高杉某的颜面部、胸部等处乱刺数刀。被告人见被害人反抗强烈,担心有人路过而罪行败露,遂丢下匕首仓皇逃离现场。被害人高杉某被送往医院及时抢救脱险,其伤情被鉴定为重伤。

[问题] 在本案的审理中,辩护人认为吴某的行为虽已构成抢劫罪,但因其最终未抢到任何财物,属于抢劫未遂,而对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979年刑法第20条,现行刑法典第23条);而法院认为这一辩护意见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而认定吴某的行为构成既遂。那么,吴某暴力抢劫致人重伤却未取得财物的行为属于抢劫既遂还是未遂呢?

[评论] 关于抢劫罪既遂、未遂的划分标准,理论上不同主张:有观点认为,抢劫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财产所有权,因而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占有公私财物为标准。也有观点认为,抢劫罪不仅侵犯财产权利,同时还侵犯人身权利,虽未抢劫到财物但是已给被害人的人身造成危害的,也应认定为抢劫罪既遂;既未抢到财物,又未造成人身损害的,才可以认定为抢劫罪未遂。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够妥当的。判断犯罪既遂还是未遂,应当坚持构成要件齐备说,对于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只要具备了法定的加重的结果或者情节,就是齐备了全部要件,成立既遂。因此就抢劫罪的基本构成而言,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实际占有公私财物为标准,理由在于虽然抢劫行为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但是其主要客体是财产权利,侵犯人身只是占有财物的手段,因而不能以人身权利是否被侵犯为标准;对于具有刑法典第263条规定的八种情形,即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与情节加重犯的情形时,则只要抢劫行为具有其中任何一种情节,无论是否抢劫到手,都应视为抢劫既遂。

在本案中,被告人吴某为劫取被害人的财物,实施了严重暴力行为,致被害人重伤,符合抢劫罪的加重犯的情形,即第263条第5项规定的“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尽管被告人吴某因担心罪行败露而放弃继续劫取财物,但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的加重犯,应当以既遂论处。

三、戚某等使用暴力、胁迫手段抢回欠款凭证案

[案情介绍] 被告人戚某、男,50岁;王某,男,30岁;张某,男,35岁;沈某,男,43岁;张水某,男,40岁;沈永某,男,40岁。

被告人施某系上海金山万安建筑装潢工程公司经理。1995年10月,被告人戚某承包的上海金山万安建筑装潢工程公司与江苏省南通市工程承包人施某签订《建筑安装工程合同》。合同签订当日,施某与被害人倪某各出资人民币5万元,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交付给戚某。后因工程未能如期施工,倪某多次向戚某索要保证金未果。戚某因无力偿还,遂找到被告人张某商量对策。张某提出其认识安徽来沪人员王某,叫王某带人将事情“搞定”。戚某表示同意。1997年9月4日,被告人戚某、王某、张某、沈某、张水某合谋以戚某还款为由,将被害人倪某骗至位于上海市金山区某小学内戚某所在的公司,然后由王某等人以强制手段向倪某索要欠款凭证,以达到消灭债务的目的。戚某许诺事成之后,付给王某等人酬金人民币2万元。次日,被告人戚某、张某、沈某、张水某、沈永某五人,携带人民币2万元等候在某小学。当晚7时许,被告人王某纠集周某(在逃)等多人携带木棍、铁管赶至。晚8时许,被害人倪某乘出租汽车赶至某小学,即被王某等人强制隔离。王某等人将倪某带至戚某的办公室,令倪某交出欠款凭证,倪某不从。王某等人用玻璃杯敲击戚某的脸部,致倪某面部2处皮肤裂伤。倪某被迫将欠款凭证交出并在由戚某起草的收到10万元收条上签字。嗣后,王某和周某等人用车将倪某等人送到野外。倪某因治疗花去医疗费1483元,交通费1118.50元,误工损失费1000元,营养费140元,鉴定费300元,合计经济损失人民币4041.50元。

[问题] 被告人戚某等抢回欠款凭证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

[评论] 根据现行刑法典第263条的规定,抢劫罪的犯罪对象包括公私财物。因而,判断被告人戚某等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关键是如何认识“欠条”的性质。欠条的性质,在民法意义上是债权证明凭证,并非财物本身,但是由于其具有特殊性和独一无二性,其本身即代表或者象征了相应的财产请求权,从实质上说,也就代表了一定的价值。将欠条抢回,即损害了债权人的财产请求权,进而就妨碍了其基于该请求权而实现财产权利的可能。因而,从刑法意义上,可以将欠条视为财物,因为其具有财产权利的代表性,可以转移、销毁,不能复制,虽然不具有流通的可能或者体现一般价值,但是对于特定人是具有价值的,这也是被告人戚某抢回欠条的根本原因。从犯罪客体分析,被告人抢回欠条也就侵犯被害人倪某的财产所有权。在本案中,戚某在实施抢劫行为前即已占有了10万元,其抢回欠条即意图永久性地占有这10万元,使被害人倪某丧失请求返还欠款的机会,因此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据此,应当认为被告人戚某等抢回欠条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四、曲某盗窃其兄的巨额财物案

[案情介绍] 被告人:曲某,男,38岁。

被告人曲某于1988年12月利用因病休假的机会,与其兄曲浩某合伙投资开办新兴木器厂。该厂资金大部分为曲智某浩所投入,曲某只投入部分工具和木材。在三年多的经营中,曲浩某分给曲某人民币及家用电器等物共合人民币7万多元,曲某认为分配不公,经常表示不满,兄弟二人为此发生过纠纷。1992年7月中旬,曲某的所在单位要曲回厂上班,曲又为分配问题对其兄嫂不满。1992年7月22日上午8时许,曲某趁其兄嫂家中无人之机,携带羊角锤、螺丝刀等工具,翻墙破窗进入其兄家中,用了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将保险柜撬开,盗走人民币48700余元和价值13000余元的金饰品,对放在保险柜中存有数万元的存折则没有拿走。作案后,曲某把窃得的财物藏在家中,将作案使用的羊角锤和螺丝刀扔给一个收废品的人。案发后经公安机关传讯,曲某交代了盗窃事实,赃款赃物已全部追回,其作案时使用的铁棍、塑料编织袋等物也一并查获。

[问题] 如果根据现行刑法典的规定,盗窃亲属的财物是否构成犯罪?

[评论] 根据现行刑法典264条的规定,被告人曲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罪具有以下特征:(1)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作为盗窃对象的财物,不仅指有体物,而且包括无体物,如电力、煤气、天然气等。(2)客观方面表现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将公私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并非法占有的行为。“秘密”,是指行为人采用自认为不使他人发觉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3)主体为一般主体。(4)主观方面为故意,即明知是他人或者单位所有或持有的财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窃取财物的行为。

就本案而言,尽管被告人曲某窃取的是其兄的财物,但是也符合盗窃罪的基本特征。但是对于盗窃亲属的案件不同于社会上的盗窃,应当在处理上有所区分。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4项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在本案中,被告人曲某的盗窃行为情节是比较严重的,其采取的手段比较恶劣,盗窃的数额巨大,而且事后又采取了转移犯罪工具的手段,因此应当对其追究刑事责任,但考虑其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在处理上应当根据司法解释从轻处罚。

五、卢某以试车为名骗取摩托车案

[案情介绍] 被告人卢某,男,29岁。

被告人卢某从龚某处得知有一辆雅马哈400太子二轮摩托车要出售,即谎称自己是浦江人,以购车为名跟随龚某找到黄某看车、谈价格。后卢某与黄某、龚某分乘两辆摩托车,将雅马哈400太子摩托车开到某电话亭边,卢某进亭去打电话,谎称过半个小时其阿姨会来付款买车,并以“试车”为名向黄某要了摩托车钥匙。卢某先在电话亭旁进行试车,数分钟后,见黄某、龚某也进电话亭内打电话,乘机加速,驾驶摩托车向东阳方向行驶,大约开了2.5公里左右,因故车翻人伤,被尾追而至的黄某、龚某发现,并送义乌市人民医院抢救。由于摩托车受到损坏,黄某与卢某就赔偿经济损失未达成协议,即将卢某扭送派出所。经鉴定,该摩托车价值人民币14000元。

[问题] 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对卢某的行为定性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卢某趁黄、龚进电话亭打电话之机驾车逃离现场,其行为是采用秘密手段窃取摩托车,因而应定盗窃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其行为是乘人不备公然夺取,应定抢夺罪;第三种观点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第四种观点认为,其行为构成诈骗罪。那么,对于被告人卢某的行为应当如何定罪呢:?

[评论] 根据刑法典第265条的规定,被告人卢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具有以下特征:(1)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2)客观方面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诈骗行为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行为人设法使被害人在认识上产生错觉,以致“自觉地”将自己所有或持有的财物交付给行为人或者放弃自己的所有权。“虚构事实”,就是编造某种根本不存在的或不可能发生的,足以使他人受蒙蔽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隐瞒真相”,即隐瞒客观上存在的事实情况,既可以是隐瞒部分事实真相,也可以是隐瞒全部事实真相。(3)主体为一般主体。(4)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该案中,被告人卢某以试车名义骗取黄某雅马哈400太子二轮摩托车的行为,从主观方面分析,其具有诈骗的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从案件事实判断,卢某先后几次虚构事实,包括伪称自己的居住地、伪称自己的身份、买车不带现款、假装打电话称其阿姨半小时来交款等行为,实际上根本不打算买车。因而其驾车驶离现场的目的是将车据为己有,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是明显的。从客观上看,卢某以试车为名将车骗到手并围着电话亭试车,黄某、龚某二人也确信其是买车、试车,而后卢某趁二人打电话之机乘机加速溜之大吉。这不同于盗窃罪中行为人以秘密手段窃取,因为此时卢某已经控制了该摩托车;也不同于抢夺罪中行为人公然夺取,因为卢某已经控制了该摩托车;也不同于抢夺罪中行为人公然夺取,因为卢某并无夺取的行为。本案中鉴定表明,摩托车价值14000元,已逾构成诈骗罪所要求的“数额较大”,因而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是恰当的。

六、商某盗窃空白提货单提取货物案

[案情介绍] 被告人,商某,男,22岁。

被告人系某市沙坪坝百货文化用品公司工人。1990年9月10日,被告人在本公司营业厅盗得该公司空白提货单2份(五联单)并乘收款员刘某不备,在提货单上偷盖了该公司付款专用章。尔后,商某分别在提货单上填写了购货单位和物品名称等项目。同年10月26日和12月9日,商某将提货单交李某(另案处理),由李某去沙坪坝百货文化用品批发公司仓库,分别提走“川花”牌素折伞100把,“重庆肥皂”100箱,物品价值7690元。事后,商某又去仓库将上述现货和提货单盗走并销毁。同年11月17日,商某盗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退出全部赃物。

[问题] 本案在诉讼过程中,有两种意见:公诉方认为,商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一是商某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盗走空白提单,并偷盖提货专用章,又叫人持单为其领走物品的行为,属于盗窃行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二是商某私填单位、物品名称的行为虽有伪造性质,但综观全案,伪造行为是盗窃行为的手段,是次行为而非主行为。故应以盗窃罪论处。辩护人认为,商某所盗空白提货单不属于有价证券,如果无虚填项目、冒领物品等一系列虚伪、隐瞒的行为,是不可能达到获取目的的,本案中盗窃行为是诈骗的手段和条件,主行为是诈骗,而非盗窃。那么,根据现行刑法典的规定,被告人商某的行为应当构成何罪?

[评论] 对本案正确定性,应当首先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限。两罪在犯罪客体、主体、主观方面都有诸多相似之处。两罪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客观方面:盗窃罪是以“秘密窃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诈骗罪则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致使公私财物的所有者或合法占有者产生错觉和信任感,“自愿、主动”将财物交付给诈骗行为人。

对本案而言,被告人商某既实施了盗窃空白提货单行为,又实施了伪造提货单骗取货物的行为,因此解决本案的定性问题还要考虑两个事实:一是,空白提货单是否属于有价证券;二是,综合全案主行为是什么。按照理论和实践的界定,依法开具的、记载内容明确的提货单应视为有价证券,但空白的提货单则不能视为有价证券,理由在于:(1)有价证券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确定或证明一定的所有权关系或债务关系,而空白的提货单因缺少内容而无法说明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2)有价证券必须是发行人依法开具的,表明其将据此履行相应的义务,而持有人则相应地享有一定的权利;而空白的提货单因其空白而不存在发行人、持有人这些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因而空白的提货单不是有价证券,且其根本不具有价值,因而单纯盗窃空白的提货单并非犯罪。至于商某偷盖公司的付款专用章,并在提货单上填写购货单位和物品名称等项目,属于伪造提货单,因为其无权出具提货单,尽管其所用的印鉴系公司专用章,但其行为的非法性导致提货单不具法律效力而是非法的。在本案中,商某实施的危害行为依自然意义判断可分为三段,即盗窃空白提货单的行为,虚填提货单的行为、骗取货物的行为,其中骗取财物的行为是商某指使李某实施的。盗窃少量空白提货单难以构成犯罪,因为空白提货单不具有价值,而且也不能代表一定的财产权利;虚填提货单的行为也不是犯罪,因为法律并未将其界定为犯罪;只有诈骗货物的行为才构成犯罪,即诈骗罪。所以盗窃行为、伪造行为是诈骗行为的预备行为,是诈骗罪的预备阶段。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商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而非盗窃罪。

七、郝甲、郝乙利用计算机盗划银行资金再行取款案

[案情介绍] 被告人郝甲,男,31岁;郝乙,男,36岁。

1998年6、7月间,被告人郝甲、郝乙因经济拮据,商议使用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将自己使用的计算机与银行的计算机系统连接,侵入中国工商银行某市分行储蓄网点计算机系统进行盗窃。后郝甲多次到该行数个储蓄所踩点,并购买了调制解调器2只、遥控玩具1只,郝乙制作了侵入银行计算机系统装置。1998年8月下旬,郝甲在某市郊区某村租房一间,并在房屋内连接电话分机1部。1998年9月7日,郝甲以吕俊昌等16个假名在某储蓄所开立16个活期存款帐户。其间郝乙制作了调试侵入银行计算机系统装置,并向郝甲传授安装方法。1998年9月22日凌晨,郝甲秘密潜入某储蓄所,将郝甲制作的部分侵入银行计算机系统装置与该所计算机连接。当日上午9时许,郝乙携带另一部侵入银行计算机系统装置从甲市窜至某市,来到郝甲租住处。中午12时许,郝甲来到某储蓄所,并与郝乙联系,郝乙指使郝甲打开侵入银行计算机系统装置的遥控开关。中午12时32分至42分,郝乙在郝甲的租住房内操作计算机,分别向事前在某储蓄所以吕俊昌等假名开立的16个活期帐户上各输入存款4.5万元,共计人民币72万元。嗣后,郝甲、郝乙从中午12时50分至下午14时6分,利用银行的通存通兑业务,在中国工商银行某市分行下设的数个储蓄所取款共计26万元。当郝甲、郝乙到汶河储蓄所要求支取人民币4万元时,因该所工作人员向其索要身份证查验,二人惟恐罪行败露,而返回居住地。

[问题] 本案在诉讼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认为其行为构成诈骗罪。那么,被告人非法侵入银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将银行的资金划入自己的存款帐户提取现金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呢?

[评论] 对于本案的定性关键要分析,被告人郝甲、郝乙的行为究竟是秘密窃取还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制作侵入银行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装置,并秘密将装置与银行计算机信息系统连接,通过操作计算机将银行资金转入个人的存款帐户,尔后从储蓄所提出钱款。实际上,尽管被告人手段比较特殊,利用了高科技的方法,其将银行资金划入自己开立的虚假帐户的行为就属于盗窃,理由在于被告人侵入银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并将银行资金划入自己的帐户,都是在不被银行工作人员发现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如果银行工作人员监视计算机输入状况就会发现被告人的举动,因此符合盗窃罪的特征。被告人将银行资金划入个人存款帐户后,已经非法取得对该款的控制,即可以通过存单来实现其对该款的处分权(即可以随时支取该款);至于被告人到银行支取现金的行为只是盗窃行为的自然延续,不影响其行为的性质。根据刑法典第287条的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盗窃犯罪的,应依照盗窃罪的规定处罚。

八、邹甲、邹乙盗窃后使用暴力案

[案情介绍] 被告人:邹甲,男,26岁;邹乙,男,29岁。

1998年4月4日下午,被告人邹甲、邹乙两兄弟与本村村民徐某、章甲、章乙、章丙、颜某共7人,分乘3辆手扶拖拉机去本乡邵里坞村运输氟石,因故未运成。归途路经本乡麻利版村时,被告人邹甲见该村口公路旁堆有氟石,即示意停车,提出“不能空手开回去,这里的矿石运点回去”,得到被告人邹乙等人的同意并即一同盗装氟石2.3吨,计价值1500元。当被告人一伙将氟石运至本县杨家萤石矿地段时,被麻利版村民李某、张某、叶某等闻寻发现而追截拦阻。李某等人要被告人一伙将所盗氟石运回。两被告人非但置之不理,而且竟用拳头、三角耙、木棒、拖拉机手摇柄等工具,对李某、张某、叶某进行殴打,致李某颈部、腰部,张某头部、脚部多处损伤,叶某鼻梁骨折。然后,被告人一伙强行运走氟石。案发后,赃物被发还失主。

[问题] 被告人邹甲、邹乙的行为构成何罪?请说明理由。

[评论] 该案是一起比较典型的犯罪性质由盗窃转化未抢劫的刑事案件。根据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依抢劫罪定罪处罚。在刑法理论上,称为准抢劫罪或转化型抢劫罪。认定准抢劫罪,应当把握三个构成条件:其一,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的犯罪行为,这是准抢劫罪的前提条件。其二,当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是准抢劫罪的客观条件。“当场”是指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或者刚一逃离现场即被人发现和追捕的过程中,可以视为现场的延伸。其三,当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目的是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在该案中,被告人邹甲、邹乙两被告人伙同他人意图盗窃氟石2.3吨,当将氟石运回时,遭到村民拦截,两被告人遂村民施以暴力强行运走氟石。两被告人先行实施了盗窃行为,窃取了2.3吨氟石,价值1500元,符合准抢劫罪的前提条件;两被告人在运回途中对被害人施以暴力,其意图在于运走氟石和抗拒其拦阻,虽然两被告人实施暴力行为时并非在盗窃现场,但其运输途中是该现场的延伸,因此符合准抢劫罪的主观、客观条件。据此,被告人邹甲、邹乙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九、陈某拾到他人丢失存折拒不交出案

[案情介绍] 自诉人,赵某,男,36岁。

被告人,陈某,男,42岁。

1997年11月12日,村民赵某将自己家里的籽棉600余公斤用手扶拖拉机运到某镇棉花加工厂卖掉,得款4000余元,然后将已到期的6000元存款取出,一起又存了10000元3年定期。在存完款后,赵某将存单随手往裤子口袋里一塞,即驾驶着手扶拖拉机回到家里。当第二天中午赵某想起要将存单交给妻子保管时,发现存单丢失了。经赵某回忆,可能是在回家的路上掏毛巾擦汗时,把和毛巾放在同一个口袋的存单拉了出来,以致丢失。赵某发现存单丢失之后,即到其存款的某农业银行储蓄所挂失,但营业员告诉他,存单上的钱已经被人取走了。赵某即到镇派出所报案。经公安人员多方调查,查明取走赵某存款的是与赵某邻村的陈某。在公安人员找到陈某时,陈某矢口否认自己捡到过存单,但在公安人员提供的确凿证据面前,陈某被迫交代了事情的经过。据陈某交代,11月12日那天下午两点钟左右,陈某在自家责任田旁边的路上发现了一张10000元的存单,即产生取出存款非法占为己有的意图。陈某当即妻自行车赶到某农业银行储蓄所以家中老母突然发病急需钱用为由将10000元取出。

[问题] 被告人陈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应以何罪论处?

[评论] 根据现行刑法典第270条的规定,被告人陈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合法持有的他人遗忘物、埋藏物非法据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该罪具有以下特征:(1)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可以是动产和不动产,可以是有体物,也可以是无体物。(2)客观方面为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合法持有的他人遗忘物、埋藏物非法转归己有,拒不退还且数额较大的行为。(3)主体为一般主体。(4)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合法持有的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是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拒不退还。

在本案中,被告人陈某捡到的存折属于“遗失物”,即所有人或持有人因为疏忽,偶然将其持有的财物失落在某处,以致脱离了自己的控制。对于遗失物是否属于侵占罪中“遗忘物”的范畴,在理论界存在一定的争论,应当认为遗失物与遗忘物具有一定的差别,不能简单等同。但是,侵占遗失物实质上是将基于无因管理而占有他人的财物后,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因而这种情形属于“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情形,同样符合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就本案而言,陈某在捡到赵某遗失的存单时,明知是他人的财物,但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将存单上的存款取出,而且在公安人员向其调查询问时矢口否认自己捡到过存单,因此其主观上非法占有赵某财物的目的已经非常明显,客观上也具备了拒不退还的行为要件,其行为已经完全具备了侵占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应以侵占罪追究刑事责任。

十、周某、黄某利用看管建筑材料之机进行窃取案

[案情介绍] 被告人,周某,男,45岁;黄某,男,42岁。

被告人周某、黄某系某建筑工程公司(私营公司)招聘的民工,在公司中负责看护施工现场存放的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周某和黄某两人见公司对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使用情况审核松懈,管理不严,即产生窃取贩卖牟利的念头。1998年2月至3月期间,利用两人单独看管建筑材料的便利条件,于深夜先采用三轮车后雇佣汽车分三次将公司施工现场存放的钢筋7.2吨、水泥3吨以及其他建筑材料盗出,然后以低价卖给他人,得价款12000余元,二被告人各得赃款6000元。1998年3月21日,二被告人正在盗运公司钢筋时,被公司的一名项目经理发现,及时报案而案发。

[问题] 在本案的诉讼中,对本案的定性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周某、黄某二人采用秘密的方法窃取某建筑公司的钢筋、水泥等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周某、黄某二人身为某建筑工程公司的职工,利用看护公司财物的工作上的便利,秘密窃取公司财物,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那么,被告人周某、黄某利用看管建筑材料之机进行窃取的行为应当构成何罪?

[评论] 根据刑法典第271条第1款的规定,被告人周某、黄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具有以下特征:(1)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的所有权。犯罪对象,是单位所有的各种财物,包括有体物与无体物;已在单位控制之中的财物与应归单位收入的财物。在本单位管理、使用或者运输的私人财产,应以本单位财产论,也属于该罪的对象。(2)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自己在职务上主管、经手或者管理的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职务上的便利”,是指本人的职权范围内,或者因执行职务而产生的主管、经手、管理单位财物的便利条件。(3)主体为特殊主体,即限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4)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本单位所有的财物,而希望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为己有。

在本案中,被告人周某、黄某利用单独看管建筑材料的便利条件实施了窃取行为,侵犯了本公司的财产权,从手段上讲确实使用了秘密窃取的方法,但其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窃取行为。理由在于:二被告人虽系外地民工,但其既为建筑工程公司所招聘,当然就属于该公司的职工;其从事看护本公司建筑材料的工作即属于具有特定职务活动,其工作内容具有管理建筑材料并使建筑材料不受不法侵犯的性质。因此,应当认为二被告人窃取建筑材料的行为是在利用职务之便的条件下实施,其目的就意图将建筑材料非法占有,而且已经达到了数额较大的程度,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特征。

十一、邓某挪用防汛专用款案

[案情介绍] 被告人,邓某,男,49岁。

1991年,被告人邓某所在县向省政府申请防汛专用款40万元用于江堤加高、加固和维修工作,经县委研究决定让水利局局长牵头负责此项工作。邓某作为水利局局长和县防洪指挥部副总指挥直接负责此项工作。邓某召开本局技术人员开会后,作出了本年不太可能发生洪水的判断,认为现有水利工程足以防洪,于是擅自作主将其刚刚成立的防汛指挥部的办公款项,购买办公设备和小汽车。1991年7月,该县发生特大水灾,由于防洪设施不足,造成众多房屋倒塌,大量粮田被淹,损失严重。

[问题] 如果根据现行刑法典的规定,被告人邓某的行为构成何罪?

[评论] 根据现行刑法典第273条的规定,被告人邓某的行为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

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指违反国家财经管理制度,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行为。该罪具有以下特征:(1)客体是公共财物所有权和特定款物的财经管理制度。对象是专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2)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专款专用的财经管理制度,将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用于其他方面并且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3)主体为主管、经营、经手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工作人员,包括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经手、管理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人员。(4)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专用的特定款物而故意挪作他用。

在本案中,被告人邓某不经合法批准,自作主张,将防汛专用款改作他用,其挪用款项属于挪用特定款物罪犯罪对象的范畴,而且由于其挪用行为,致使没有按规定将该款用于防汛工作,进而导致发生特大洪水时,造成众多房屋倒塌、大量粮田被淹的严重后果。据此,应当以挪用特定款物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十二、李某、申某虚构“高消费”强行索取他人钱财案

[案情介绍] 被告人,李某,女,20岁;申某,男,28岁。

1998年初,被告人李某、申某与某市宏基歌舞厅“老板”(身份不明,在逃)相互串通,由李某到街上以“三陪”小姐的身份拉客到该歌舞厅“消费”,然后再由帮“老板”跑场的申某以该歌舞厅工作人员的身份,借口虚开“消费单”强行索取顾客的钱财,得逞后,二被告人可从“老板”处分别分得人民币30元。同年2月2日晚,被告人李某以色相手段将游人李甲招揽到该歌舞厅一包厢内看录象。刚落座后,被告人李某即自行向服务员点要茶、酒各两杯,并将两杯酒迅速喝光。李甲见势不妙欲行离开时,被早已守候在门外的被告人申某强行堵在包厢内,强迫李某“结帐”,否则不让李某离开歌舞厅。正当申某向李甲威胁索要人民币1800元的“消费款”时,被接到群众举报赶来的派出所干警当场抓获。

[问题]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申某的辩护人辩称其行为是民事行为而非犯罪行为,即是民事意义上的追讨消费款的行为,且未对李甲采取暴力威胁,因而应对申某宣告无罪。那么,被告人李某、申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

[评论] 根据刑法典第274条的规定,被告人李某、申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具有以下特征:(1)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公私财产所有权和他人的人身权利或其他利益。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2)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向公私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强索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3)主体为一般主体。(4)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2000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一千元至三千元为起点;敲诈勒索罪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一万元至三万元为起点。

本案中,对于申某的行为性质的判定,关键在于其行为目的是主张正当权益还是意图谋取非法利益。而对这一问题的澄清,就要弄清“消费单”的内容是否真实,是否反映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案件事实表明,被害人李甲被招揽到歌舞厅后,尚未消费,因而其与歌舞厅之间未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而“消费单”是被告人李某自行消费后,申某虚开强加予之的,只是勒索财物的借口。而且,李某、申某二人案前即已相互串通,可见其勒索钱财的目的是明显的。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客观上以虚构的“消费单”相要挟,以“不结帐就不放人”相威胁,意图使被害人产生恐惧交出钱财,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对于本案还须提及的是,有必要判断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罪的既遂还是未遂。在本案中,由于群众举报和公安人员的及时介入,被告人李某、申某勒索钱财的行为并未得逞。敲诈勒索罪的既遂形态属于结果犯,即行为人使用恐吓、威胁等手段,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从而被迫交出财物的,即为既遂;如果被害人并未因被告人的行为而产生恐惧或者虽有恐惧感但未交出财物的,均为敲诈勒索的未遂。因此,应当以敲诈勒索罪(未遂)追究被告人李某、申某追究刑事责任。

十三、郑某殴打他人索取财物案

[案情介绍] 被告人,郑某,男,21岁;张某,男,19岁;李某,男,18岁;刘某,男,17岁。

1998年6月4日下午3时许,被告人郑某、张某、李某、刘某骑自行车路过嘉定区嘉定镇图书馆时,郑某、张某与男青年周某相撞,随即互相谩骂继而互殴。张某佯装被周某打伤,以治伤为由,四被告人将周某带至嘉定中医医院后门附近,对周某威胁、殴打、逼迫周某交出价值人民币1550元的金戒指一枚作赔偿抵押,要周某数日后交出人民币数百元再归还。之后,四被告人将赃物销售后得款1200元分用。同月2日下午4时许,被告人郑某、张某、李某在嘉定工人俱乐部门口闲逛时,见男青年吕某单身一人,即起意敲诈。由李某故意与吕某相撞后佯装被吕某撞伤,三被告人以治伤为借口,将吕某带至嘉定镇清泉浴室附近,郑某等对吕某殴打、威胁,逼迫吕某交出价值人民币1450元的金戒指一枚作为赔偿抵押,要吕某数日后以钱赎货。之后,三被告人将敲诈所得的金戒指销得1100元分用。同月6日下午2时许,被告人郑某、张某、刘某在嘉定工人俱乐部门口闲逛时,郑某见男青年俞某手带金戒指,即与张某、刘某合谋敲诈。三人尾随俞某至新嘉商场门口将俞某拉住,郑某以张某曾在曹五镇被俞某等人殴打、敲诈为借口,三人将俞某拉至嘉定清泉浴室附近,对俞某威胁、殴打,威逼俞某交出价值人民币1200余元的金戒指一枚作抵押,要俞某数日后交出200元后归还。之后,三被告人销赃得款1050元分用。

[问题] 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对被告人郑某等行为的定性,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郑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借故敲诈他人钱物时,对被害人殴打、威胁,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这种以暴力手段取得财物的行为符合抢劫的特征,构成抢劫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郑某等人为非法劫取钱财,以佯装被撞、打伤,需要治伤等为借口,逼迫被害人交出财物,并要被害人以钱赎物。在此期间,虽殴打过被害人,但被害人是在四名行为人的要挟、强索下交出财物,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构成敲诈勒索罪。那么,被告人郑某的行为构成何罪?

[评论] 处理本案,应当首先明确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要挟方法同抢劫罪的胁迫方法,同属精神强制方法,因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抢劫罪必须是行为人当着被害人的面发出威胁;而敲诈勒索罪可以当面威胁,也可以不当面威胁;可以由自己发出,也可由第三者转达威胁。(2)抢劫罪必须是以当场实现威胁的内容相恐吓;敲诈勒索罪则可以当场实现或日后实现威胁内容相恐吓。(3)抢劫罪必须是当场夺取财物或使被害人交付财物;而敲诈勒索罪则可以是使被害人当场也可以是日后交付财物。(4)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手段,是为了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但是并没有达到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的地步,被害人在决定是否交出财物上尚有考虑、选择的余地;而抢劫罪中的威胁,是为了使被害人当场受到精神强制,使其完全丧失反抗的意志,除当场交出外,别无选择。

在本案中,被告人郑某等人先后三次利用相同手段向他人敲诈,并伴以威胁、殴打等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从其手段上具有一定的暴力性。但在其以佯装被撞、被打、需要治疗为借口,并逼取被害人交出财物这一行为特征上,与抢劫罪又有不同。抢劫罪中使用暴力相威胁,是为了使被害人当场受到精神强制,使其完全丧失反抗的意志,除当场交出财产外,没有选择余地。而在本案中被害人虽受到威胁而交出财物,但并非无选择余地,而且被告人看到被害人的财物唾手可得,但其不是实施劫取行为,而是让其交出作为“赔偿抵押”。因而综合案件事实,以敲诈勒索罪追究被告人郑某等的刑事责任更为妥当。

十四、李某炸毁他人汽车意图报复案

[案件介绍] 被告人,李某,男,39岁。

被告人李某怀疑自己的妻子与某县公安局局长岑某关系暧昧而怀恨在心,为泄愤报复,给岑某造成不良影响,谋划炸坏公安局小轿车。为此,被告人李某用草香1段、雷管1枚、硝胺炸药2筒、导火索85厘米、竹签等制成爆炸装置。1998年5月16日凌晨零时许,被告人李某撬开某县公安局停放“桂OL0108”本田牌小轿车库门锁头,将其自制的爆炸装置放在车左前门下方离左前轮20厘米的地面上,然后用打火机点燃捆在导火索头的草香,即关上库门离开现场,零时50分,炸药引爆,小轿车被炸坏,造成经济损失31490元。被告人李某于5月30日被抓获。

[问题] 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的行为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那么,被告人李某为了报复他人炸坏公安局小轿车的行为构成何罪?

[评论] 根据刑法典第275条的规定,被告人李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是指故意非法地毁灭或者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具有以下特征:(1)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其犯罪对象是任何有形的公私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2)客观方面表现为,毁灭或者损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损毁财物的方法有多种,包括砸毁、撕毁、压毁等。但是,用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破坏,危害公共安全的,应以放火罪、爆炸罪等论处。损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数额不大,情节不严重的,按一般违法行为处理。(3)主体为一般主体。(4)主观方面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炸毁停放在车库里的小轿车,究竟应当定破坏交通工具罪,还是故意毁坏财物罪,应当从案件性质上予以把握。破坏交通工具罪,是指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破坏交通工具罪的客体为交通运输安全,其对象只限于法定的正在使用中的火车、汽车、电车、船只和航空器,因为只有破坏正在使用中的交通工具才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正在使用”的交通工具,既包括正在行驶或航运中的交通工具,也包括停放在车库、码头、机场上的车辆、船只和飞机等已经交付使用,随时都可以开动执行运输任务的交通工具。破坏交通工具,必须达到足以造成交通工具倾覆、毁坏危险时,才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在本案中,被告人李某选择在夜间炸坏车库内的小轿车,虽然该车属于“正在使用中的交通工具”的范围,但是其目的并非是想造成该车倾覆、毁坏进而危害交通公共安全,而只是想炸坏汽车来报复他人,事实上被告人实施爆炸后,即被人及时发现,这也是被告人所期望的,因而不会由此造成交通运输安全上的危险。综合本案,从被告人的行为性质看,尚未侵犯到交通运输安全这一犯罪客体,而仅仅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所以,对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应当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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