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今天是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精品栏目>>学生精品
现代刑罚理念的思考
吴瑞康
上传时间:2006/6/16
浏览次数:14747
字体大小:
长期以来,刑罚报应主义一直在西方的刑罚理念中占主导地位。最早对刑罚的本质归结为报应论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恶报,即消除犯罪所引起的罪恶。亚里士多德指出:“以刑罚惩治罪恶,就某一意义(如给人痛苦) 而言,仍旧只是一件可以采取的坏事,相反,人就惩恶的目的在于消除罪恶而言,善施恰恰是可以开创某些善业而成为善德的基础。 ” 在漫长的西方刑罚史中,刑罚报应论占有着统治的地位,尽管其以不同的脸貌出现,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中世纪的神意报应主义,到康德的道德报应主义,以至黑德尔的法律报应主义,尽管这些报应主义的型态各异,在阐释刑罚的本质以及犯罪人为何受刑等方面,其哲学基础、立论根据及论证策略均各有不同,但是,它们最终选择了以已然犯罪作为惩罚的对象,把刑罚归结为一种回顾性、追究性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抱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作为社会中的一名成员,就必须服从社会的规则(此处指刑法) ,每一名严重危害社会(犯罪) 的成员,必须得到其应得的报应(刑罚) ;作为国家有责任并且必须对犯罪者施以报应(刑罚) 。可以说,刑罚是社会对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的一种本能性的反应。
从其存在的时间来看,我们可以觉察,刑罚报应主义如一座高山横桓在西方的刑法史当中,长期屹立不倒,直到启蒙时代的到来,才真正受到瓦解。人们对报应论的锺爱,可以说是人类的本性所使然。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具有爱的本能(建设的本能) 与恨的本能(破坏的本能) ,此两种本能是与生俱来的。然而,在不同的时空当中,此两种本能在量上并不是相等的。在绝大数情况下,未被开化的人恨的本能会大于爱的本能,而即使是文明程度高的人,在某些情形下,恨的本能也会掩盖其爱的本能。于是,人总有着一种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潜在倾向,这种倾向性在原始社会中更是表露无遗。对于暴力(这里不妨理解为广义的犯罪 ) ,他们总喜欢选择以暴力来解决暴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做到这一点;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产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假如一个氏族成员被外族人杀害了,那末被害的全氏族必须实行血族复仇。” 当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瓦解之后,基于复仇习惯所形成的复仇观念并未因此而消失,而是由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组成的国家组织所继承。国家组织把社会上的暴力垄断起来,并把此种暴力法律化、程序化,以此种暴力来对付严重危害社会的暴力,刑罚也就取代了原始的复仇习惯。恩格斯曾说过:“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 陈兴良指出:“刑罚与复仇习惯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报应观念则与复仇观念有着不解之缘 。”
虽然,随着人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刑罚的报应观也有所变化、不同,历史上很多学者也对之进行了不同的修饰与包装,但我认为,他们仍未能冲破刑罚报应主义的局限。他们并未曾考虑到刑罚能否作为社会的一种防卫手段,用来促进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幸福。尽管在客观上,刑罚也起到了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人类发展的功用,但我个人认为,他们更多的只是考虑如何使犯罪人罪有应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把刑罚视为满足人们本能欲望(复仇心理和正义心态) 的一种手段,而统治者更则是把它当作统治的工具而已。
人道主义的提出使我们从新审视人之价值,并把人道主义精神灌注入刑罚之中,而功利主义哲学的出现又为刑罚改革奠定了哲学之根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用他们敏锐的目光、深刻的思想以及充满人道关怀的笔触,评击了旧制度时代的刑罚制度与刑罚理念。他们发表论文与专著,有些更亲身参与到改革实践当中,推动着刑罚改革的进行,而贝卡利亚于1764年发表的<<论犯罪与刑罚>>更是当中的不朽经典。
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的发表,标志着双面预防论的到来。他指出,“刑罚的目的,只是阻止有罪的人再使社会遭受到危害并制止其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 ,这里所谓“阻止有罪的人再使社会遭受到危害” ,就是指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而所谓“制止其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 ,则是指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贝卡利亚这样地认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难道一个不幸者的惨叫,可以从不可逆转的时间中赎回已经业已完成的行为吗?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犯公民,并规劝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 。” 这里,他提出了一个与报应主义截然相反的刑罚观,它是以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认为实施刑罚是国家的有意识活动,把刑罚视为国家“追求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 的手段,而不是国家对犯罪的无意识反应。这种思想一直影响至今。卜思天.M . 儒攀基奇认为现代刑法肇始于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认为它把一种新的推理方式引入了刑法领域,尤其是在刑罚的政策方面,并且指出:“即使在当今,理性推理方法仍然是刑事政策的基础,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没有超过当年的贝卡利亚所作的解释 。”
我并不是说,我们的刑罚理论并没有什么演化和进步,实际上,理论是有所发展的,从双面预防主义,一般预防主义到特殊预防主义等等,然而,贝卡利亚的思想在现代刑事领域中又是随处可见,且是如此深刻,以至在两百多年以后,我们的讨论仍然局限在某种框框之中,无法突围而出。
在今天,人们一般认为,一般预防主义与特殊预防主义都各走偏面,而忽略了刑罚的某部份功能。按照我国目前刑法理论界的通说,刑罚的目的有二,一是一般预防,一是特殊预防。通说认为,一般预防就是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的刑罚而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主要是那些不稳定分子产生阻止其犯罪的作用;而特殊预防就是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使之永久或在一定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 。对于此一说法,其含义、根据及其合理成份我在这里并不想作详细的介绍与讨论,我只是想就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贝卡利亚尽管提出了双面预防论,但实际上,在贝卡利亚看来,一般预防是比特殊预防更为重要的,这在同是双面预防论的代表人物边沁那里得到更好的说明:“无论如何,刑罚的主要目的都是一般预防 。” 这一思想孕育了规范功利主义的恐吓与心理强制理论的诞生。尽管此一理论受到后来的行为功利主义者们的挑战,但到目前为此,此一理论依然大有市场,至少在中国确是如此 。一般预防论者认为,通过对违反刑法规范的罪犯施以刑罚制裁,能够威胁、警戒、教导人们要遵守法纪,以刑罚的恶果抑制那些尚未犯罪但有犯罪意图的人的犯罪倾向,或告诫尚未犯罪的人不要犯罪,以起到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对于刑罚威胁功能的有效性问题,我却表示怀疑。
一般来说,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感应与认知是通过自身的经历而得以强化,未曾切身经历过的事情与感受尽管也能存在于人们的大脑当中,但这样的一种印象是浅薄而容易忘记的,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例子来证明。大人们告诉小孩不要玩火,因为火是危险的,会弄痛弄伤自己。小孩接收到此一信息。但当小孩的好奇心被那闪烁跳动的火光吸引住时,他们往往会把之前的告诫抛诸脑后,而去了玩火。然而,若小孩之前曾有过被火灼伤弄痛的经历,当他看见火时,则会小心防范,甚至会产生恐惧而避而远之,这种对火的戒心或恐惧将会在每次被火伤害到时得到加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行为人在大脑中搜索、分析信息以决定作出什么样的行为的时候,曾被输入的告诫信息往往会因为未被强化处理(即行为人未曾切身经历过该事情或感受) ,在其他因素的介入中受到阻碍。
用此一结论来考察各类刑种,我认为,威胁作用有效值最大的应是罚金,因为失去财产的感受与认知时常在生活中得到、被提醒与强化。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历过财产损失时所带来的痛苦,当他们认识到犯罪会使其丧失财产时,曾经的印象与感觉将会被唤醒,并对其要作出违反刑法之行为产生抑压作用,尤其在收入(得到的财物) 远小于或小于支出(被国家依法剥夺的财产) 的时候,抑压力将会大大提高,这时,刑罚的威胁作用或许才能发挥得较好。我赞同加洛法罗在<<犯罪学>>一书中的观点,对于与财产有关的罪犯,如盗窃犯、贪污犯、诈骗财物犯等,与其对之施加自由刑,倒不如对其施加财产刑,这样做更为有效阻止已犯罪者再次萌生犯罪的意图,劝戒未犯罪者莫要犯罪。并且,剥夺罪犯财产的数量不应固定为一定的数目,而应与犯人的财产状况相适应,我认为,按一定的百分比来进行惩罚是较为可取的。如果,刑罚对犯人的生活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或者是这种影响非常微少,这样的刑罚是无效的。
死刑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威胁功能。死亡以后是不可能再犯罪,而有过濒临死亡边缘经历的人也是少数,因而要有死亡之亲身经历是困难的。但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彷佛早已植伏于人们心中,并且,死亡带来的后果是较易预见和感受的,因而其威胁力也是较强的。但死刑的存废是一个具争议性而复杂的问题,此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因此暂时存而不论。在此处,我把关注点放在自由刑上——一种经常被运用的刑罚种类。
或许我是过于偏激,但对于自由刑在剥夺犯人的自由时所能引起的威胁力量——我确实悲观地认为——是微乎其微。在社会上,根本没多少人真正明白到失去自由的痛苦,失去自由的风险在很多人当中往往抵挡不了利益之引诱,此时,威胁功能是失效的。人们惧怕被监禁,更多的是建基于对监狱设施的恶劣评价、监狱暴力的泛滥、被监禁后会被社会排斥而脱离于社会结构中、妻离子散等的心理之上,然而,这些都不是一个人道的刑罚制度所能容忍的。改善监狱设施、人道对待犯人、帮助犯人重投社会等等都应是现代刑罚制度所追求的目标。于是,除非提高自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否则以失去自由来告诫人们不要犯罪,无疑是对牛弹琴。
以上的论述,目的并不是想彻底否定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而是希望打破人们对刑罚威胁作用的幻想,特别是刑事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要抑制或压灭人们的犯罪意图,单凭严刑酷法是达不到的,人们对刑罚的迟钝感受将使刑罚的威胁功能大大削弱,我们要做的,应是加强教育,对公民灌输正义的观念,营造一个守法有序的社会氛围。我赞同此一观点:“社会中遵纪守法的观念取决于个体内心的道德信念(超我) ,而不是问人们为什么违反法律,道理很清楚,因为起重要作用的是守法者的心理状态,而非违法犯罪者的病态心理。” “刑罚的真正效果在于对守法公民正确的自我的积极肯定 。”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转向特殊预防当中。实际上,对于一般预防的质疑和挑战在十九世纪时便已经开始,且特殊预防主义更曾一度取代了一般预防主义,蔚然成风。第一个对一般预防主义进行诘难应该是龙勃罗梭了。我们不妨先来讨论一下龙氏的天生犯罪人论。
龙勃罗梭于<<犯罪人论>>一书首先提出了“天生犯罪人”此一假设,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提法。在此一理论提出以后,迅速传播,并受到来自各方的猛烈批评。确实,龙勃罗梭把犯罪的原因都归结到遗传上面,是较为偏面的,但是,此一假设却转换了我们观看犯罪的视角,从行为转换到行为人,从犯罪转向罪犯当中,开创了“犯罪学”。而且,天生犯罪人论越来越得到现代科学的承认。在现代科学对于基因的研究与探索的同时,也证明了天生犯罪人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美国犯罪学家劳伦斯. 泰勒的研究揭示了染色体畸变对行为人的行为与犯罪倾向性的影响。患有超雄性综合症的病人,即男性病患者的性染色体XY中的雄性染色体多了一个额外的Y染色体,成为XYY。此一类人,具有先天性的暴力倾向;研究表明,XYY变异的人中犯罪率高。因此,泰勒得出此结论:超雄性的犯罪行为由遗传原因所致是显而易见的事,社会和家族的影响很少对它产生作用 。
如果上述的研究是正确的话,那么,对该类罪犯仅仅进行监禁是不够的,并且是非人道的,我们应该从对其事后惩罚改为对其积极治疗,然而,什么样的治疗才能有效医治犯人的暴力倾向仍然是一个问话符号。现代科学已经向法律宣战了,它向我们提出了许多严峻的问题:法律应该如何对待这些犯人?在这些人犯罪之前,我们有权对其进行强制性的治疗措施吗?提前预防是否被允许?法律的价值取向应是优先保护个人的尊严免受侵犯,还是要顾全大局,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优先考虑因素呢?
以上的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回答,而我也无力给出答案。在此,我只是想说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法律的终极目的应该是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个充份发展的机会,并且此一机会是每一名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机会能够得到的,法律是围绕此一目的而展开其规范,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法律若不是为了创造更多的自由,这样的法将会是恶的。对未曾犯罪的人强制进行事先预防,这样的法律以及该国家将极有可能脱变成为极权主义的法律与国家。除了那些野心家之外,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报应主义的回归,折衷刑的出现,表明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刑罚的正当性不可能到未然的犯罪中去寻求,一个只因有犯罪的潜在性而未曾犯罪的人,却被剥夺了其应有的自由,这怎样说也是不合理、野蛮的,刑罚的正当性,只能到已然的犯罪中去寻求。
对于那些因精神性疾病、基因等原因引发的犯罪行为,我们并不应把实施该行为的人视作罪犯,应视之为病人。此时,治疗明显比惩罚来得重要。对某些具有极大人身危害性的病人进行不定期的扣押与治疗看来是必须的,但是,如何协调保安处分(一种为进一步治疗而采取的非刑罚措施) 与自由刑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极为重要,准确适用何种措施来保卫社会取决于一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司法的独立性程度,要做好此点确是非常困难。同时,我认为,若某人具有某种(姑名之为) 犯罪基因,此时,对其适用监押治疗的时间长短亦须受到严格限制;若该行为人只是犯了轻罪,而对其强制保留的时间还比其所犯罪应受刑罚时间更长,这明显有失公正。滥用保安处分与滥用刑罚实无异样。犯多重的罪便应受多重的刑仍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我们最多只能劝吁其治疗,而不是野蛮地强制。
刑罚尽管带有报应的成份,但这显然不是刑罚所最为关注的。已然的罪已是一个不能变更的事实,刑罚关注如何使行为者得到报应,将更为显示出刑罚的无所作为。刑罚所要追求的,应该是如何消灭犯罪——或者把犯罪率降至最低,这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刑罚是对守法者的一种肯定,社会必须赋予守法者这份优越感;另一方面,对于已犯罪者,刑罚的目标是矫正这些罪犯的思想以及行为,尽管结果常令人失望,但这仍是应该继续坚持,毕竟,暂时看不到有更好的方法。
以上的讨论表明,刑罚的内在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刑罚作为一种恶却要肩负起促进社会上的善的使命,这使得刑罚举步为艰,而且往往未能达到预期之效果。但是,把刑罚的作用仅仅理解为“惩罚敌人”是我所不赞同的,刑罚应该是具有多元结构功能的事物。
最后,想说明一点:要建立一个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刑罚体系是不可能的。每一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观点、民族思维模式、法律文化以及国家综合情况,强行加诸一个刑罚体系给它只会适得其反。只有建基于本国实际情况的刑罚体系才是有效而可取的。但是,基于人类情感与理性的共同性与普遍性,我会认为,寻找一种较为一致的刑罚理念仍是可能的。


参考书目:
1. 陈兴良著:<<遗传与犯罪>>,群众出版社,1992年
2. 卜思天.M. 儒攀基奇著:<<刑法——刑罚理念批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参考论文:
1. 邱兴隆<<折衷刑的理性反思>>,载<<法学评论>>,1999年3月
2. 邱兴隆<<刑罚应该怎么样:一般预防的规诫>>,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2月
3. 王俊峰/王俊平<<论预防之刑>>,载<<法学论坛>>,2000年1月
4. 逄锦温<<边沁的功利主义刑罚观探析>>,载<<法学评论>>,1998年6月
5. 谢望原<<作为刑罚价值的秩序>>,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5月
6. 周珺娅<<也谈刑罚目的>>,转引自http://www.law-lib.com/lw/

 
分享到: 豆瓣 更多
【打印此文】 【收藏此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