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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涉枪犯罪
上传时间:200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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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涉枪犯罪的内涵与外延
枪支,火器的代表。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一项发明。其震撼性的威力彻底的摧毁了骑士的铠甲和弓箭、长矛,加快了人类向现代迈进的步伐。也正是这放肆的强力吸引了无数智者心灵的目光,他们深知,只有用理性之锁将这狂放的野兽捆绑,才能根本保障人类集体的利益。于是,从枪支被相当数量的人拥有起,关于枪支管理的规范和条文便层出不穷,且不断加强,直到最终的刑律——违反国家关于枪的意志的人,将被认为是犯罪。
但是,涉枪犯罪作为一个法学概念被提出,时间还不是很长。特别是在我国,它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初以后伴随着枪支犯罪的日益发展,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在收枪治爆、严惩涉枪犯罪的过程中逐步概括出来的一个准术语。尽管这一术语已被广泛接受和频繁使用,然而,如何对其进行准确定义却并无定论。
有人认为,涉枪犯罪是指“涉及枪支、弹药的犯罪,或者是‘与枪支、弹药有关的犯罪’的简称” 。这是从涉枪犯罪的表层直观地对涉枪犯罪的概念所作的一般意义上的表述,其合理性在于它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高度的概括性。然而,由于上述定义并未科学地揭示涉枪犯罪的内涵,因而很难说它对理论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我认为,要准确把握涉枪犯罪的内涵与外延,至少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既然是涉枪犯罪,就必然与枪支、弹药相关联,并且行为人与枪支、弹药相关联的行为必须是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行为。显然,行为人与枪支、弹药相关联的合法行为不属于涉枪犯罪的范畴。另外,行为人的行为并非一般的违法行为,必须是具有足够的社会危害性,已构成犯罪的行为,否则,也不能归入涉枪犯罪的范畴。
其次,涉枪犯罪中枪支的范围界定应以我国《枪支管理法》所确定的范围为依据。应当指出的是,虽然老的枪支管理办法已经废止,且在96年的枪支管理法中没有明确的枪支的概念,但是进行学理研究时,依然可以依据旧的概念,即“枪支(包括这些枪支所使用的弹药)是指非军事系统的下列枪支:军用的手枪、步枪、冲锋枪和机枪,射击运动用的各种枪支,狩猎用的有膛线枪、散弹枪、火药枪,麻醉动物用的注射枪,以及能发射金属弹丸的气枪。”凡是行为人持有、使用该法中所确定的枪支实施犯罪的,无疑都属涉枪犯罪的范畴。
再次,从涉枪犯罪的表现形式来看,既有以枪支、弹药为犯罪对象的涉枪犯罪,如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的犯罪,也有以枪支、弹药为犯罪工具的涉枪犯罪,如持枪杀人、伤害、绑架、抢劫等犯罪。
最后,从严格意义上说,涉枪犯罪并非一个法律概念,亦非我国《刑法》中规制的类罪名。相反,作为一个实用性较强的概念,它是对《刑法》分则中相关的若干条文进行理论提升的结果。这种理论提升的依据便在于它们均与枪支、弹药相关联,或是以枪支、弹药为犯罪对象,或是以枪支、弹药为犯罪工具。
基于上述分析,从涉枪犯罪的内在规律性及其表现形式出发,应当认为,所谓涉枪犯罪是指我国《刑法》所规制的违反《枪支管理法》,且以枪支、弹药为犯罪对象或犯罪工具的各种犯罪行为在理论上的总称。上述定义表明,涉枪犯罪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仅仅是对多种与枪支、弹药相关联的犯罪行为在理论上的一个整理与归类。但是,科学揭示涉枪犯罪的内涵与外延仍然是开展涉枪犯罪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
二、涉枪犯罪的特点
枪支,是所有涉枪犯罪所共有的因素,而且,也正是基于枪支这个特殊因素,各类涉枪犯罪又有了其他广泛的共有特征。这也便是将这形形色色的犯罪都归于涉枪犯罪名下的原因了。对涉枪犯罪特点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涉枪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为枪支具有比其它械具更强大的杀伤力,以其作为工具实施犯罪,能对他人造成强烈的心理强制和威胁,对他人人身和公私财产造成严重的危害,而以其为对象的犯罪则往往是为了获取枪支,以便利用枪支实施其它犯罪活动,对社会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另外,涉枪犯罪的危害性还体现在涉枪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上,这类犯罪的犯罪人在个性心理特征上往往心狠手辣,冷酷残暴,在犯罪目的上也常常具有系列性和多层次性。正是因为涉枪犯罪超大的社会危害,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各国刑法对涉枪犯罪所给予的制裁极其严厉。以我国刑法为例,《刑法》明确规定的12种涉枪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的就有5种,即:走私武器、弹药罪,聚众持械劫狱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罪,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罪和抢劫枪支、弹药罪。其所占比例达到50%,如果再加上未单独规定罪名的持枪杀人、持枪抢劫、持枪伤害、持枪绑架、武装叛乱、暴乱罪等犯罪行为所适用的相应条文中的死刑规定,这一比例则更高。而刑法通篇中最严厉的一条就是第127条第2款对“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罪”所规定适用的刑罚——“犯本罪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危害之大,可见一斑。
虽然涉枪犯罪而仅仅是对多种与枪支、弹药相关联的犯罪行为的一个整理与归类,而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罪名,但是在研究它的特征时,依然首先从一般的犯罪行为的四个方面来入手,即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虽然各种具体的涉枪犯罪行为在这四个方面都各有不同,但是在特征上他们都还有着相当大的可归类的特点。
(一)客观方面的特点
首先应探讨涉枪犯罪的表现特点,即犯罪的客观方面的特点。探析其表现特点,有助于因地制宜地预防涉枪犯罪的发生,从而符合刑罚的目的论原理。
1.犯罪过程具有阶段性
这里主要是指涉枪犯罪的预谋性。
由于涉枪犯罪是一种较为严重的犯罪,为了保证犯罪得逞,同时逃避侦查和打击,犯罪行为人在犯罪前大多要在思想、组织及工具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筹划,如网罗犯罪同伙、制定行动计划、筹集活动经费、准备犯罪工具、进行专项技能训练等。举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以2000年以张君为首的持枪犯罪团伙为了顺利实施抢劫犯罪,在犯罪前进行驾驶训练、射击训练和体能训练,甚至进行抓取黄金首饰和翻越柜台的训练。其前期预谋的阶段可堪典型。
其原因是这些性质特别严重的涉枪暴力犯罪,如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等犯罪,没有预谋就不可能实施和完成,这类犯罪需要犯罪行为人在作案前到预谋作案的地点进行观察、窥视,了解抢劫对象和作案地点周围的有关情况,如金融机构的营业时间、营业额及保卫力量;作案地点周围的建筑设施、交通情况、人员流量等,然后才能实施抢劫。另外,涉枪犯罪行为人有许多都有犯罪前科,积累了较多的犯罪经验,当犯罪分子积累了比较多的犯罪经验后,不仅犯罪的恶习被强化,而且犯罪预谋心理也被强化。比较多的犯罪经验促使犯罪分子作案前更注意犯罪的选择,如选择作案时间、地点、目标,更加细心地策划作案手段、实施作案过程和逃离现场、隐蔽藏身等各个环节,有些狡猾的犯罪分子还策划如何伪装自己、伪装和破坏现场。犯罪经验越多,犯罪预谋就越细,表现就越明显。
2.犯罪行为具有连续性
犯罪行为的连续性首先表现在涉枪犯罪行为人为了达到最终目的,往往实施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互为因果,是犯罪行为人犯罪计划和犯罪活动中的几个阶段和环节。如为了获得枪支而盗窃有关单位或袭击持枪军警,或者为了购买走私枪支而盗窃、抢劫、诈骗财物等等。
其次,犯罪行为的连续性表现在前一个犯罪行为的得逞,可能强化犯罪动机,形成犯罪的恶性循环。犯罪行为人把犯罪成功和偶然漏网视为自己手段高明的结果,特别是拥有了杀伤力极大的枪支或看到了枪支对顺利完成犯罪的作用,更加使其犯罪心理趋于稳定并逐步强化。在强烈的继续再干的心理支配下,犯罪行为人不但会继续实施犯罪,而且会变本加厉,更加凶残,更加胆大妄为。还是以张君集团的犯罪行为为例,他们从1992年到2000年9月被破获期间,在广西、云南、重庆、湖南、湖北等省市疯狂作案22起,杀死26人、伤23人,抢劫现金财物600余万元,“七九”式微型冲锋枪2支、子弹20发,抢劫出租汽车6辆。正是熟练的掌握了枪支作为犯罪工具,张君集团的犯罪行为才如此的疯狂和频繁。
3.犯罪行为具有突发性
目前关于突发性的见解,学理上还有很多争论。
有的认为“(涉枪暴力犯罪)案前预谋策划,具有案发突然性。……犯罪分子深知暴力犯罪行动非同一般,想一举成功但又怕因疏漏而提前败露,于是行为极为谨慎,谋划也非常周密,如具体选定作案时间、地点、主要侵害目标等。必要时还对侵害目标进行事先光顾和踩点,从而观察和熟悉情况,选择作案时机和确定作案手段,以及作案后逃离的路线,使之处于绝对稳妥的状态中,以造成案发的突然性。”
也有的著述认为“犯罪分子总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又是被害人精神上没有丝毫准备、行动上没有防备的时刻作案,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和其他人都感到突然,犯罪分子并不感到突然……犯罪分子在什么时间、地点作案,主要是由犯罪分子的主观意志决定,要在司法机关没有掌握准确情报时和不易发现并控制犯罪活动时作案,一旦发生了案件,客观上给人造成一种突然感。”
而我认为,上述两种对突发性的解释并没有达到刑法研究应具备的高度,是有缺陷的。事实上,犯罪行为人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一旦被查获将要受到法律的惩处,所以他们一方面为满足非法欲望而实施犯罪,另一方面总是试图以周密策划、迅速行动来完成犯罪,逃避打击;无论是公然实施还是隐秘行动的犯罪行为,被害人及其他人对犯罪行为人的思想活动、预谋活动没有了解,国家强力机关也不能完全掌握他们的动态,案件的发生对被害人、国家强力机关及其他人来说都是突然的。所以,按照这种解释,除少数在预谋阶段就被发现的犯罪以外,几乎所有刑事案件都具有突发性的特点。笔者认为,突发性不仅仅指突如其来,不可预测,它更多的是指案件的发生来势凶猛、危害较大、影响较广,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将会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即突发性侧重于危险紧急而不仅仅是突然发生。所以涉枪犯罪的突发性是指其突然爆发,情势危急。对涉枪犯罪的突发性做如此解释,强调的是涉枪犯罪危害结果发生的危急性,以及国家强力机关临场处置的紧急性和重要性。
(二)主体的特点
接下来是对涉枪犯罪的主体特征的讨论。应该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本类犯罪的主体,但是枪支那特殊的魔力又一次使其主体有了鲜明的特征。下面来通过数据给出犯罪主体特征的大致轮廓。
首先,根据实践部门的统计,涉枪犯罪成员在构成上以两劳(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和无业中青年居多。以黑龙江省的情况为例,1994年黑龙江省查获的涉枪犯罪分子中,18至35岁的中青年占90.6%,无业人员占57.9% 。近年来,涉枪犯罪人员朝着低龄化的方向发展,这与整个刑事犯罪的罪犯年龄特点相一致,也与这一部分人员的生理、心理特点相吻合。
另外,涉枪犯罪人员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根据海口市公安局的统计,在已经抓获的涉枪犯罪嫌疑人中18至25岁的人员占55.4%,其中64%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其次,涉枪犯罪中团伙犯罪突出。一方面,当前的犯罪团伙“武装犯罪”意识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犯罪团伙为增强犯罪能量,千方百计地谋取杀伤力强的武器。这些犯罪团伙比较其他犯罪团伙有暴力程度高、破坏性大以及集多种犯罪于一身的特点。1996年全国查获的涉枪犯罪案件中,有80%系团伙所为。另一方面,对涉枪犯罪没有及时破获,犯罪行为人会因为拥枪自重而网罗同伙,逐渐形成犯罪集团。如以张君为首的持枪犯罪团伙,从1992年张君一人作案,到1996年两人临时结伙作案,到1997年有(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年)比较稳定的犯罪骨干成员,最后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犯罪实施群体、供应枪支群体和销售赃物群体。
其实涉枪犯罪的主体上之所以具备上述特征,也是由本类犯罪的内在矛盾决定的,是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涉枪犯罪已经是暴力型犯罪的最高形态之一,而那些最凶残、最坚决的犯罪分子无不以拥有枪支作为自己的目标,当犯罪分子选择以武力对抗社会之时,他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搞到一支枪”。另一方面,慑于国家对涉枪犯罪所给予的严厉惩罚,会有很大一部分犯罪分子最终回避枪支犯罪,取得非法枪支又需要很大的困难,这样“精挑细选”最后剩下的犯罪分子具有上述的各项特征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主观方面的特点
关于本类犯罪的主观方面的讨论,应该说,故意犯罪为其主要特征,但也不排除一部分的过失犯罪。在本类犯罪的绝大多数犯罪行为中,犯罪分子都是抱着一种希望或放任犯罪结果发生的心理,这也是一般的暴力犯罪的共同特征。
值得研究的是过失的涉枪犯罪中,对犯罪分子过失心理的认定以及相应的处罚力度。当个人对枪支进行合法的控制时,他的注意义务必须被抬升到一个超出平均线的程度,他也应该被明确告知自己的注意义务已抬升。这就意味着,对刑法中的免责事由适用的严格性,在审查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等免责条件时,最大程度的考虑嫌疑人的责任。即在有免责事由的可能时,依然要着重考虑嫌疑人的过失,在有过失的可能时,依然要着重考虑嫌疑人的故意。同时的,即便确定是过失,在考虑减轻其刑事责任时,要着重考虑行为人应有的最大注意义务,而以最小的程度减轻其责任。

(四)客体(犯罪对象)的特点
至于本类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应该说是十分广泛的。从国家安全到社会秩序,从公民的人身权利到财产权利,不一不能成为本类犯罪的侵害客体。其实在客体的问题上进行研究,不如直接的具体到本类犯罪的犯罪对象,这样,基于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的关系,既有助于深入的了解犯罪客体,又有助于实践。
涉枪犯罪在犯罪对象方面的特点为:侵害对象多为机动车、金融机构及个体经营者。较有典型意义的数据是海南省1994年1至8月持枪抢劫机动车辆立案64起,占全部持枪抢劫机动车案件的41.3%,占全部抢劫机动车案件的92.4%,几乎所有的抢劫机动车犯罪案件都是持枪犯罪人所为。 犯罪人以持枪拦路抢劫、佯装乘客持枪抢劫发展到跟踪持枪抢劫,作案手段越来越狡猾,作案地点由较偏僻、人员稀少发展到人员较多的公共场所,越来越公开化;持枪犯罪人为了获取巨额非法利益,将金融机构、运钞车以及取送款人员作为持枪抢劫犯罪的重要目标。针对金融机构实施的持枪抢劫犯罪活动,往往预谋性强,设计周密,作案前常有盗窃、抢劫、购买枪支和交通工具的犯罪预备过程,作案时,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滥杀无辜,作案后借助交通工具迅速逃离现场。还是以张君集团为例,常德“9.1"”案件中,以张君为首的犯罪团伙为准备交通工作实施抢劫银行运钞车的犯罪,在8月31日以租车为名将一出租车骗到常德市鼎城区,杀死司机抢劫车辆;次日抢劫运钞车时,由于钥匙断在运钞车后门锁孔内而未得逞,犯罪行为人杀死现场附近一出租车司机和过路群众,乘抢得的出租车逃窜,在逃窜过程中又撞伤一名儿童、打死一人、打伤一人。另外,经济上较为富裕的个体经营这也容易成为持枪犯罪侵害的目标,如持枪抢劫、持枪绑架等。除针对上述机构或人员实施的持枪犯罪以外,涉枪犯罪的侵害对象还有军警人员。犯罪行为人袭击军警有的是为了获得作案用的枪支,有的是为了报复警察对其的打击处理。
三、主要的涉枪犯罪形式
以上是从犯罪的四方面构成对涉枪犯罪的特征进行的讨论。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特征都是由本类犯罪的共同内部矛盾——枪支决定的,并且是这一共同内部矛盾的表现。从理论上对涉枪犯罪这四方面的特征进行研究,有利于对本类犯罪的准确把握,进而深入的指导实践。然而,如果期望对实践有着最直接的指导意义,还应该对目前涉枪犯罪的主要犯罪形式进行研究。下面就联系大量的实际数据说明目前主要的涉枪犯罪的犯罪形式。
(1)“地下兵工厂”制贩枪支的犯罪活动猖獗,使社会上拥有的非法枪支数量不断增加。据2001年2月13日《南昌晚报》上《枪,从哪里来?》一文报道:我国制贩枪支的犯罪活动最猖獗的地区是四川、青海、甘肃和西藏。这四省区是其他省区社会流散的非法枪支的重要来源地。家庭作坊式的“地下兵工厂”在偏僻的山村、隐秘的森林、高山和岩洞、地窖里,进行枪支的非法制造,而后又源源不断地流向社会,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全。在青海的某些地方,非法造枪已形成相当的规模,有些地区相邻的几个村落甚至形成了联营之势,有的地方已出现造枪专业户、专业村,形成了造枪、牵线、看货、谈价、出货等产供销一条龙的犯罪模式。如青海省化隆县非法制造、贩卖枪支的现象就十分严重,且由来已久,以至“中国化隆造”已成为枪支黑市中的“驰名品牌”。2000年4月,武汉警方破获了该市最大的一宗贩枪案,收缴仿五四、仿六四式手枪31支,子弹190发,其源头就在化隆。制贩枪支的“地下兵工厂”并不仅限于上述四省区,其他各省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情况。
(2)黑社会性质犯罪中武装性质加剧。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具有比较紧密的组织机构,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得经济利益,具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的犯罪组织。从当前之前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被警方摧毁的一个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来看,无不是以枪支为倚靠,通过武装队伍对外诉诸武力,进行敲诈勒索、抢劫、绑架、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危害一方。从沈阳市警方摧毁的以刘涌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到长春市警方摧毁的以梁笑溟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无不以严密的武装组织作保障,借重枪支、依靠暴力扩张势力,聚敛钱财,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进而发展黑色经济以洗黑钱。可以说,以持枪为特征的暴力犯罪是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主流形式和显著特征。
(3)持枪拒捕,枪杀公安民警的袭警案件呈增长的态势近几年来,公安民警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遇到犯罪分子武装对抗的情况屡屡发生。如沈阳市一个犯罪团伙的头子阎宁在杀人潜逃后,公开叫嚣“我身上的枪是为警察带的,我要与公安局血战到底”。在公安民警抓捕阎宁犯罪团伙时,阎宁持双筒猎枪向同伙高喊“杀出一条血路”4"名犯罪团伙成员用双筒猎枪、火药枪拒捕顽抗,疯狂地向公安民警开枪。上述案例都进一步说明,犯罪分子一旦持有枪支,其反社会的心理得以高度强化,以致在代表国家专政机关的公安民警依法执行职务时都敢于公然对抗,杀害公安民警,其犯罪的疯狂就可见一斑,这为涉枪犯罪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了最好的注解。
(4)抢劫金融机构的恶性案件急剧攀升。在当前的涉枪犯罪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犯罪分子把侵害的对象由过去的单个行人、个体业主等经济实力较强的个人发展为直接抢劫国家的经济要害部位,如银行、储蓄所、金库、运钞车以及其它大量现金或贵重物品集中的场所,如珠宝行、商业网点等。据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称,1992年,全国银行系统发生抢劫案44起,1993年上升到66起,被抢现金392万元。尽管此后的统计数据我们没有看到,但从媒体频频报道的银行抢劫案来看,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数据是在上升的。这类犯罪多为有组织、有预谋的共同犯罪,犯罪分子策划周密、分工明确、下手凶残、逃离迅速且其犯罪金额特别巨大,其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5)持枪绑架、敲诈富商人员的案件也很突出犯罪分子持枪敲诈、绑架勒索富商人员的传统型涉枪暴力犯罪依然是涉枪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种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亦不鲜见。最典型的便是张子强犯罪集团持枪绑架勒索案。这类案件在国际上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它往往影响到外商来华投商的信心与决心,从而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并直接影响到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6)群体性事件中持枪械斗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改革的深入,由于利益重新配置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在群体性事件中,持枪械斗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贵州省松桃县与江口县有7个乡镇相接,因水源、林场纠纷,若干年来刀枪相见,伤亡多人。又如青海省格尔木市所辖的康古拉、鸟图美仁乡等牧区,牧民私藏有大量的枪支,且枪支交易非常频繁,同时牧区经常因草场和水源纠纷而发生集体械斗,牧民纷纷购买枪支以“维护利益” 。
(7)一些边境地区走私、贩卖枪支的犯罪活动仍很严重。由于我国的枪支管理比较严格,而犯罪分子又极希望依靠枪支实施犯罪,这就使得枪支黑市供不应求。枪支黑市上的巨额利润必然刺激枪支走私犯罪的活跃。据研究跨国犯罪的专家分析,枪支的走私在南方以缅甸、越南为货源地,还有香港;在北方,枪械由韩国等国流入我国;在西部,前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通过内陆走私军火的数量也逐年增加。边境地区走私贩枪的犯罪活动是导致我国涉枪犯罪在短时期内急剧上升的重要因素。
(8)盗窃、抢夺、抢劫枪支的案件呈蔓延趋势。犯罪分子欲依赖枪支完成犯罪而又一时找不到购枪途径或由于犯罪资本不够而无力购枪时,就可能采用秘密窃取或公开抢夺、抢劫的方式来谋求他们梦寐以求的枪支。近年来,这方面的犯罪也较为突出。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0年4月,犯罪嫌疑人申照武产生用炸药炸死警察劫取枪支,而后持枪抢劫之念。同年6月1日下午4时许,申携带自制炸药窜至吉林省蛟河市松甸镇。当晚,他在黄松甸至南顶村的山路上埋置了6包炸药。6月2日上午9时许,他给黄松甸派出所打电话,谎称有人诈骗。接到报案的派出所民警许斌、治安员刘洪彬迅速赶往“案发地”,发现有诈,在返回途径申照武埋设炸药处时,申引爆炸药,当场将许斌、刘洪彬炸伤。申欲抢枪时,听到许、刘呼救逃离现场,许斌因抢救无效而牺牲,刘洪彬脱离危险。6月19日,申照武被警方抓获。 这类案件的存在从反面提醒我们,具有枪理管理或保管的部门和个人要严格执行有关制度,提高警惕。
(9)持枪猎杀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犯罪不可忽视。在涉枪犯罪案件中,有些犯罪分子由于利益驱动,无视国家的法律规定,使用枪支肆意猎杀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可可西里的情况在这里应该说具有代表性。在青海省格尔木市辖区,一些不法分子盗猎可可西里藏羚羊的犯罪活动极为猖獗。他们把格尔木作为最大的藏羚羊皮交易中心和重要的后勤基地,在格尔木准备枪支、子弹等必需品,大肆猎杀藏羚羊等国家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给国家的宝贵自然资源造成几近毁灭性的灾难,这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与重视。
四、涉枪犯罪的预防
以上一切对涉枪犯罪的概念、特点的研究,我认为其根本着眼点都应放在对涉枪犯罪的惩罚和防范上。虽然我们不能奢望在短时期内能彻底消灭涉枪犯罪,但我们通过努力有能力控制涉枪犯罪,将其尽可能地控制在一个极小的空间,实现这一目标既有赖于实践部门的辛勤工作,也有赖于理论工作者应有的付出。下面就浅显的谈一下我在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关于涉枪犯罪的防控,从理论上看,依据其发生的时间及所起的功效不同,可分为三个层次,即涉枪犯罪的初级预防、中级预防与高级预防。
(一)涉枪犯罪的初级预防。所谓涉枪犯罪的初级预防是指涉枪犯罪的危害结果发生后,如何尽快消除其负面影响,以防止其它与之类似的涉枪犯罪的发生。显然,初级预防对于已经发生了的涉枪犯罪而言是谈不上预防的,它是着眼于如何防止下一桩涉枪犯罪的发生。因此,从发生的时间上来说,初级预防是事后预防。由于涉枪犯罪的危害结果已经发生了,所以从预防犯罪的功效来说,初级预防是涉枪犯罪预防的下策。初级预防的主要措施就是严惩已然之罪。我们认为,从重惩治应是我国惩治涉枪犯罪的一项根本原则。这既是对犯罪分子基于其所实施的涉枪犯罪行为应有的法律报应,也是对那些心存幻想的未然之犯的有力警示,严惩已经发生的涉枪犯罪是对涉枪犯罪进行防控的基础。
严惩涉枪犯罪体现在立法上,应严密刑事法网。以刑法为核心,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枪支管理法规和规章。真正做到任何与枪支相关的有害行为都会被纳入法律的视线,每一种涉枪犯罪都有其罪名,每一项罪名都有其正确的罪状描述,每一名犯罪分子都受到与其罪行,法律责任相适应的惩罚。从法的价值角度来说,,刑法对保护社会所做的贡献大小关键也正取决于刑法网的严密程度,一个严密的刑网也应是优秀刑法本身的追求。我国现行《刑法》显然对涉枪犯罪已予以充分的关注,为司法机关开展打击提供了法律武器。然而,仔细分析起来,我们将发现,就我国《刑法》对涉枪犯罪的规制而言,虽已比较完善,但仍有缺陷和不足,根据当前理论界比较统一的观点,至少应补充规定了3个罪名:(1)诈骗枪支、弹药罪;(2)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零部件罪(3)转租枪支罪。 否则,就有轻纵犯罪之虞。
反过来,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对涉枪罪名50%都有可判处死刑的规定,虽然这有利于给犯罪分子最大的震慑,但难免给我国刑法带来“严刑酷法”的恶名,因此,我认为可以适当的取消对部分罪名的死刑规定。比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罪”,理由是:其一,本罪的危险性仅在于这种行为由于其犯罪对象的危险因而构成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威胁,但毕竟尚未造成任何实际危害结果的发生,因而,对其行为并不是非适用死刑不可。对本罪规定死刑可能是出于如下的担心: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的犯罪行为是恶性暴力涉枪犯罪的罪源,如果有人使用这些枪支实施了暴力犯罪而致使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又怎么办呢?事实上,如果是他人使用了这些枪支实施暴力犯罪的,按罪责自负的原则,应由其自己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同时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和储存枪支、弹药的犯罪分子也判处死刑则有违公平;而倘若是行为人利用其自己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和储存的枪支实施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的,亦可适用其后续犯罪行为的相应法条判处其死刑。所以,上述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其二,从司法实践来看,国内大批量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的案件并不多见,大凡制造技术规范、杀伤力大的枪支都是由境外走私而来,而由于走私武器、弹药罪已规定有死刑,则对于国内交易数量较少的普通制枪、贩枪犯罪而规定死刑就显得浪费刑罚资源了。
严惩涉枪犯罪体现在司法上,除要求公安机关对涉枪犯罪高效率的侦破工作外,还要求对涉枪犯罪分子采取法内从重的量刑和苛严的行刑。这里的苛严行刑是指在司法实践中,对涉枪犯罪的犯罪分子应严格控制使用缓刑、假释,在减刑时也应从严掌握。其目的在于确保罪犯有足够充分的时间接受劳动改造以去其主观恶性,另外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行刑苛严就意味着在其刑期内限制其人身自由,以免其提前放归社会而对社会构成威胁。
(二)涉枪犯罪的中级预防
涉枪犯罪的中级预防是指通过取消、限制犯罪分子实施涉枪犯罪的条件而防止涉枪犯罪的发生。从时间上看,中级预防发生在涉枪犯罪的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属事前预防。由于中级预防有效地防止了涉枪犯罪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但并不能彻底根除涉枪犯罪发生的可能性,因而,从预防的功效上看,中级预防只能是涉枪犯罪预防的中策。涉枪犯罪是与枪支、弹药相关联的一类犯罪,因而,如果我们将枪支、弹药控制死了,则涉枪犯罪发生的机率就会大幅度降低。国外控制涉枪犯罪无一不是从严格枪支管理入手,这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中级预防的主要措施就是严格控制枪支、弹药,尽可能减少民间持枪数量。根据前面对涉枪犯罪的各种主要犯罪形式的分析,以及对大多数涉枪犯罪案件中枪支来源的追查,我们可以保守的提出以下具体的可操作性措施:1、加大边境检查力度,严防国外非法武器走私入境;2、铲除国内非法制造枪支、弹药的“地下兵工厂”,以减少黑市中枪支数量;3、加强情报工作,加大查获、打击枪支非法交易的力度;4、由有关部门向枪支生产的定点厂家派驻身份独立的稽查员,以监督枪支的生产、销售情况,防止由利益驱动而产生的违规制造、销售枪支行为;5、收缴非法枪支,并注意追根溯源,扩大战果;6、依法配置枪支的单位与人员应严格执行有关枪支的各项安全保卫制度,以防枪支被盗、被抢或遗失;7、在核准发放持枪证时,对申领人进行心理测试,对明显有暴力倾向的人不予颁发持枪证,以防发生危险;8、加强对玩具枪市场的规范与管理,严格查处仿真枪。仿真枪本身具有一定的杀伤力,且因其造型酷似真枪,在很多场合完全可以发挥真枪的威吓效果,大量的案例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其进行严格管理并非草木皆兵。
除了严格控制枪支、弹药之外,中级预防措施还应包括以下两方面的措施:1、取缔射击俱乐部之类的娱乐场所。因为这类娱乐场所往往是训练、提高犯罪分子使用枪支技能的基地,为其日后实施涉枪犯罪奠定了技术上的优势。而且,随着其射击技术的日臻提高,犯罪分子实施涉枪犯罪的意念就会日趋坚定且充满自信。因此,射击俱乐部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另外,由娱乐场所的营利性所决定它是否会为追求“利润”而出租枪支也颇令人怀疑。所以,我们认为,对这类娱乐场所应一律予以取缔;2、加强对银行、储蓄所、运钞车以及金钱或贵重物品相对集中场所的安全保卫,制定防范预案,并定期进行模拟演练,这也是防止涉枪犯罪危害结果实际发生的有效途径。
(三)涉枪犯罪的高级预防
涉枪犯罪的高级预防是指通过消除有涉枪犯罪心理的人的犯罪意念从而防止涉枪犯罪的发生。从时间上看,高级预防发生在涉枪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因而它属于事前预防。以功效上看,由于高级预防能彻底根除行为人的犯罪意念从而完全预防涉枪犯罪的发生,因而,高级预防是涉枪犯罪预防的上策。任何犯罪行为都是由特定的犯罪主体来实施完成的。因此,从理论上说,如果能完全控制住主体,消除其犯罪意念,则可根除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说,涉枪犯罪的高级预防就是犯罪主体的预防。涉枪犯罪的犯意形成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由此决定高级预防比中级预防、初级预防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困难得多。
根据涉枪犯罪犯意形成过程中的有效因素,我们认为,高级预防的措施主要有:(1)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采用税收及相关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根据前面对涉枪犯罪的一系列特征的分析,我发现,相比于利用枪支进行的仇杀或是单纯的恐怖活动,在更多的案例中犯罪分子是企图用枪支来直接或者是间接的牟取经济上的利益,如在持枪抢劫、依靠枪支建立黑色秩序、制造贩卖枪支用品牟取暴利等一系列案件中,枪支犯罪无不与金钱挂钩,对金钱的渴望是犯罪分子最大的动力。这与我们现阶段收入差距较大不无关系,少数人的富有将引起贫困人的不满,一部分道德败坏者将目光放在犯罪上也是不足为怪的。其实,“有国者不患贫而患不均”,这项措施也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关键,使社会安定的根本所在。(2)依靠社区对重点人口,尤其是有暴力倾向的人员实施监控。群众路线是我党我国的法宝之一,防治涉枪犯罪自然也不能离开它。这里所说的“重点人口”,可以参照前面对涉枪犯罪的主体特征的分析来划定,如两劳释放人员、无业青年人员、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员、于社会上不良集体有接触的人员等。应组织动员这些人员所在的社区肩负起对其监控的责任,及早发现、及早汇报,密切同我强制机关联系。同时也应不忘对这些人员在思想上进行教育帮助,使其自动打消其犯罪念头。(3)清洁文化市场。在目前的阶段,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各种书籍、影视、游戏中大量充斥着对与枪支有关的枪战、黑帮、犯罪的描写,一些作品甚至是对其进行支持和鼓励的,这些作品对受众的影响不言而喻。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这些会产生不良影响的作品进行限制,同时用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作品去占领这个阵地,在人民的脑海中将枪支的地位摆正,明确告知人民:枪支的使用必须由国家的监督,没有人能够用枪支来对抗社会。
总之,涉枪犯罪的防控是由初级预防、中级预防和高级预防构成的三级预防体系。它要求我们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预防措施。
同时,初级预防、中级预防、高级预防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密切相关的。初级预防实现不好,则中级预防、高级预防必定实现不了。反之,高级预防的相关工作做得不好,就会增加中级预防、初级预防的工作压力。所以,初级预防是涉枪犯罪防控的基础,中级预防是涉枪犯罪防控的保障,高级预防是涉枪犯罪防控的最高目标。
五、结语
涉枪犯罪是公认的最为严重的暴力犯罪之一,它所表现出来的公然对抗性、凶残性、破坏性、武装性以及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造成的危害与威胁是一般暴力犯罪所无法比拟的。枪患日趋严重的现实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注意与警觉。应该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我们防止与控制涉枪犯罪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里不得不谈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另一种枪支管理模式。美国之所以允许私人拥有枪支,其目的在于“使私人有足够力量对抗政府,避免政府这头猛兽的权利滥用”,其理由可谓冠冕而又令人心动了。但是我认为,只有从实际中的效果才能够真正检验一项制度的正确与否。在美国300多年的历史中,好像没有什么人能够用自己手中的枪来给政府什么约束,倒是滥杀平民、学生的犯罪分子对枪支用的得心应手。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涉枪恶性犯罪,也给了美国政府极大的震动,一部分人正在力求变革,禁止私人枪支。但是以美国长枪协会为代表的反对势力极力主张私人枪支的合理合法性,认为建立一个好的枪支管理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实,如果美国的模式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涉枪犯罪,我们对其进行效仿也是未尝不可的,但是从目前来看,该模式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模式,与我国的国情更是极为不符,因此走有我们自己特色的枪支管理模式才是关键。我们的最终目的,必将也只能是使枪支真正的置于人民的监督管理之下,最大程度的发挥其积极作用,削弱消除其消极作用,使涉枪犯罪数量降为最低。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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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春芳《遏制涉枪犯罪刻不容缓——对38件涉枪案的剖析》 《政法论坛》2002年第2期
杨郁娟《论涉枪犯罪的特点》《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
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 1987
王以真《美国的枪枝管理制度》外国刑法学参考资料 401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王作富、黄京平《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8版
陈寿安、张卫平《涉枪犯罪增多及遏制》 《人民公安》1996年第14期
邓国良、曹云清《略论涉枪犯罪》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
公安部政治部《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侦查》警官教育出版社
王宪斌 《当前涉枪暴力犯罪的成因、特点及其规律》《严重暴力案件侦查理论与实践探索》群众出版社
卡建光《涉枪犯罪侦防研究》群众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张劲、周文《嘉陵江畔,围剿私造枪支团伙》《人民警察》19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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