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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能力:动态地承载着价值选择
陈卫东 付磊
上传时间:20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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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大法系国家,由于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均须依据证据,因此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证据会在庭审中被调查,即证据准入或者证据资格问题。一般而言,证据能力规范即是为解决该问题而设置的。就此而言,大陆法系依靠证据能力理论,而英美法系则将其归入证据可采性的范畴进行规定,并通过立法或判例设定了众多的规范。这些规范是立法者或者司法者在衡量各种社会价值之后,就可以进入诉讼接受调查并在法官认定案件事实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证据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它相当于一个过滤器。

    法律对进入庭审范围的证据提出某种限制条件,主要是基于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两方面的考虑,而证据能力则是这两者结合之后的产物。在法官对证据材料进行考察的过程中,证据能力规则一方面将那些与案件事实无关或没有什么联系的证据方法排除在诉讼之外,以保证提交给法庭进行审查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紧密联系,防止与案件无关的事实进入到法庭审理过程中,避免庭审范围的无限扩大,从而使庭审更具针对性,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体现了诉讼效率的要求;同时,基于维护社会公共价值及社会政策的考量,其又适当并适时地将那些根据经验和理性已知其值得怀疑或不可靠以及会导致事实审理者产生不适当偏见的证据方法排除在法庭调查视野之外,保证事实认定者在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不受带有污点的证据的误导,尽可能地消除了事实审理者对案件事实形成错误认识的危险,从实质上保证了公正裁判的形成,体现了法律对诉讼公正的关注和保障。这也构成了终局裁判具备可接受性的正当理由之一。可见,证据能力规则防止了无关的、多余的以及容易被夸大的证据方法被纳入证据调查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诉讼中单个证据的可靠性,进而从整体上为法官认定事实的依据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而这也有助于提高诉讼进程的秩序性和可预测性。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证据能力的概念并不是静止的,而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在现代国家,由于价值论逐步渗入证据论的范畴,证据制度的设计愈来愈多地体现出价值冲突和选择的色彩,某项证据制度的确立往往是多种价值相冲突后进行妥协的结果。证据能力作为证据制度两大核心之一的证据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种价值载体,承载并映射一定的价值色彩

出处:《证据科学》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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