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今天是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刑事法学>>刑事政策学
第二届刑事政策国际论坛综述
谢望原 翁凯一
上传时间:2008/12/15
浏览次数:13917
字体大小:
  

由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刑事政策国际论坛,于2008112930日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全国人大内司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法学会、驻京主要法制新闻媒体等部门和国内30多所大学以及德国曼海姆大学、德国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日本一桥大学、日本独协大学、日本京都龙谷大学、韩国检察厅、韩国崇实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意大利比萨圣安娜高等学校、台湾东吴大学的刑事法学者、法官、检察官、政府官员、记者、律师100多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刑事政策国际论坛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撰写的论文80余篇。大会主题为当代刑事政策与刑事处罚改革。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与会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刑事政策基础理论刑事政策与刑事处罚改革犯罪与刑事对策刑事执行政策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境外专家学者还系统阐释了德、日、韩等国家当今刑事政策与刑事处罚改革特点与动向。因为论文较多而思想丰富,这里仅将主要代表性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刑事政策基础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谢望原教授从刑事政策的定义入手,重点阐释了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宜选择狭义的刑事政策定义——即刑事政策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刑法第94条规定之“司法工作人员”范围涉及的机关)根据我国国情和犯罪状况制定或运用的预防犯罪、惩罚犯罪以及矫治犯罪人的各种刑事对策,具体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关于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教授认为,刑法学说史证明了刑事政策思想决定刑法理论走向,而通过对行为价值学说辨证分析,可以得出刑事政策立场决定刑法理论选择的结论。同样,刑法理论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具有重要影响力或反制作用。我国刑事政策从偏离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打从重从快刑事政策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与转变,正好验证了“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

上海政法学院严励教认为,近年来我国刑事政策研究呈现两点特征:一是在反思中前行,二是在借鉴中成熟。但是,中国刑事政策研究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缺乏中国刑事政策的话语系统,尚未成中国刑事政策的理论体系。马克·安塞尔曾说,刑事政策的研究要重视本国刑事政策的研究,否则只是空洞的说教。为此要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研究视角要立足于一切应对犯罪的策略之上。第二,研究方法不仅要注释解读,还要理论批判、反思。第三,全面理解中国刑事政策体系。1981年全国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集中提出了我国刑事政策体系,总的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本刑事政策是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具体刑事政策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刑事惩罚政策,一是社会预防政策。当前的严打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都是刑事惩罚政策。第四,要从消灭犯罪的政策转型到预防犯罪的政策。第五,建构中国的刑事政策学理论体系。

日本学者浜井浩一教授以日本刑罚民粹主义及其公诉人的角色转变为视角,反思了日本刑罚重刑化趋势。刑罚民粹主义是法律和秩序主要受到受害人、媒体等的影响,较少考虑刑事审判官、专家的意见。在刑罚民粹主义的影响下,公诉检察官必须参考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意见,以实现严厉的刑罚。重刑化与其说是公众心声的表达,倒不如说是检察官为争取民众支持的结果。他认为,刑罚民粹主义不仅在道义上值得怀疑,最终也是徒劳的。理论界应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的公诉检察官制度,帮助检察官了解失去控制的重刑化后果。

中国刑警学院孟昭武教授主张在犯罪观念中发展刑事政策。第一,犯罪观念与刑事政策在发展变化中互相影响,刑事政策在不同犯罪观念下具有显著差异。第二,从犯罪观念与刑事政策的发展变化中给我们的启示是:(1)它见证了一个社会或者国家发展的历史;(2)它昭示了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3)它记载了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社会观念的特色。

 

二、关于刑事政策与刑事处罚改革

高铭暄教授认为,在刑罚体系中,罚金刑本质上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契合,能够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现有罚金刑制度存在着地位不高、适用范围狭窄、无限额罚金制的规定较多、配置方式单一、执行难等问题,影响到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执行。为实现刑罚的宽缓,需要改革完善罚金刑: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同时也可以作为附加刑适用;扩大适用范围,完善适用方式;完善数额规定方式,减少乃至取消无限额罚金制;增设行刑时效制度。为体现刑罚的严厉:完善罚金刑配置立法,更好地发挥刑罚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功能;对主观恶性较大、有明显的犯罪倾向者不宜规定单科罚金。通过罚金刑的改革完善,充分发挥罚金刑的自身优势,尽可能的避免弊端,使得轻缓之罪有更为科学、文明的刑罚处罚方式。

德国学者Kuhlen教授系统阐释了德国刑法中的刑罚制度及其改革。第一,德国现行的刑罚是双轨制,即刑罚和保安处分并行。刑罚是对有罪责行为的反应,包括监禁刑和罚金刑。保安处分是为保护公众免受有人身危险的行为人侵害,对没有罪责但实施了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实施的措施。它的判处遵循适当性原则,但在刑事政策领域,对没有限制的各种保安监督措施存在激烈争论。第二,2005年德国刑罚执行统计数据显示,被判处罚金和监禁刑的犯罪人占总人口的0.8%,其中81%被判处罚金,19%被判处监禁;判处监禁的犯罪人中,70%被判处缓刑,8%被判处2年以上监禁。第三,当今德国刑罚呈现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自1975年以来的改革引起了刑罚的轻缓化;另一方面,在特殊领域,尤其是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集团犯罪时,又向重刑化方向发展。第四,在德国,保护基本权利的观念以及联邦宪法法院旨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判例深深的影响着刑事处罚制度的改革。

华南理工大学胡学相教授分析了没收财产刑的刑事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从没收财产刑的利弊及实际运用情况分析,没收财产刑的刑事政策需做如下调整:(1)缩小没收财产刑中的罪名适用范围;(2)修改没收财产刑的必并制为选科制或得并制;(3)明确它的量刑依据,包括犯罪情节、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犯罪人的家庭财产状况及家庭负担等因素;(4)明确规定没收财产刑中的财产量标准;(5)明确必需生活费用的组成;(6)建立没收替代制度和没收补偿制度;(7)对没收财产刑的执行机构、执行程序等做出更完备的规定。

韩国学者朴光玟教授全面介绍了韩国刑事政策与刑罚改革的情况。第一,当前韩国刑事政策的基本方向是传统刑罚制度的缓和与回避,刑罚之外的制裁手段加强;刑罚人道化和科学化;刑罚国际化。第二,刑罚体系的修订完善了罚金制度,自由刑制度,拘留、名誉刑制度,宣告缓刑制度,累犯、事后竞合犯制度,社会内部处置的相关制度。第三,韩国的非刑罚制裁手段也发生着典型的变化:改善了治疗监护制度;规定了对性暴力犯罪分子的电子监督制度(电子脚链)。第四,韩国当前正沿着“司法制度体现国民主权理念与自由、平等的宪法理念,要实现‘正义’这一人类的普遍价值,而且要制定符合国际标准,促进国家发展的指向未来的先进司法制度”而前进

国家法官学院袁登明副教授在刑事政策视野下探讨了如何完善社区刑罚制度。第一,社会转型期刑事政策应由国家本位主义刑事政策转换为国家——社会双本位主义主导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罚适用模式也相应随之适当调整。第二,现行的管制需要充实内容并引进社区劳动;应完善缓刑的形式,扩大未成年人缓刑的适用范围,细化缓刑适用的实质性条件,明确缓刑考验期间的行为规范,改革缓刑制度的法律后果;对于假释需要从观念到体制的变革,细化与完善假释适用的实质性条件,建立科学高效的假释运作机制,同行刑累进制度相衔接,由专门的假释委员会行使假释权。

西南大学汪力教授通过调查实证的研究方法,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分析了农村家庭暴力的现状及其控制措施。在当前农村家庭暴力呈现以下特点:家庭成员地位不平等;受害人很少愿意依靠法律解决;施暴者文化水平低;现行反家庭暴力法制尚不健全。对此,农村家庭暴力可采取以下控制措施:(1)村民委员会控制;(2)公安机关控制;(3)法院控制;(4)检察控制。针对汪力教授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冯军教授认为,通过实证方法在法学研究中具有积极价值,但实证调查研究在现实中存在许多困难,例如问卷设计的科学性,调查范围、调查对象选择的代表性,调查数据的准确性等问题,在今后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完善。

清华大学黎宏教授从日本刑事政策学研究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刑事政策学研究的范式。第一,问题意识。当前日本刑事政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与我国刑事政策研究侧重于观念的研究范式不同。第二,注重实证研究。第三,刑事政策研究对刑法解释学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国际刑事政策潮流转向犯罪化、严罚化、重刑化,对刑法解释学产生的重要影响是,从结果无价值转向二元论的刑法观念。第四,刑事政策研究需要专业化的队伍来构建刑事政策研究的体系平台。

 

三、关于犯罪与刑事对策

中国政法大学张凌教授结合检察实务阐述了在贪污贿赂犯罪中如何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第一,宽严相济不仅仅是一项司法政策,在刑事侦查中也应当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第二,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应全面收集有罪或无罪、罪轻的证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第三,建议引进国外刑事法律中的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第四,澄清贪污贿赂犯罪与其他职务犯罪的关系,通过正确定罪量刑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第五,借鉴日本检察审查委员会制度,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不起诉案件,转由检察机关之外的监督员处理。总之,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使当事人、社会对案件处理满意,群众对刑事司法满意。

韩国部长检察官李兴洛介绍了韩国侦查过程中视频录像证据的效力。韩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视频录像的用途,一是证明检察官所询问犯罪嫌疑人的文件或者侦查机关询问诉讼参与人陈述内容文件的真实性;二是在审判过程中唤起被告人或者非被告人的记忆。对该视频录像是否具备证据效力,在韩国成为争论的焦点。但侦查机关及法院更注重视频录像的人权保障功能。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翟中东教授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重新犯罪率上升,刑事政策亟待调整。构建新犯罪防控政策,需要完善以下政策:(1)完善剥夺政策,通过剥夺控制少部分犯罪分子达到控制大多数犯罪的目的;(2)引入矫正项目政策,矫正可以矫正的犯罪人;(3)完善重返社会政策,选择监禁——半监禁——社会的出狱模式,帮助罪犯适应社会;(4)完善教育政策,建议将监狱教育纳入国民教育范围,提高犯罪人受教育水平,降低重新犯罪率;(5)健全职业培训政策,将罪犯职业培训纳入国民职业培训范围,使罪犯职业培训从封闭走向开放。

西南大学英籍学者杜江教授从激怒杀人的角度阐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第一,英美法系的刑法理论正是出于从宽考虑,才把激怒杀人从谋杀罪中分离出来,定为非预谋杀人罪。第二,我国激怒杀人在立法上应该明确规定,以更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第三,在量刑上,激怒杀人应当从轻处罚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反社会性远比一般故意杀人要小,应当全面深入理解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在《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所作的司法解释。第四,在立法中确定激怒杀人的量刑标准和幅度。第五,深化对被害人过错问题的研究。

北京大学王世洲教授以中国古代危害国家安全罪为例,阐述了理性刑法是法制安全的重要保重。第一,从我国古代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专横或者任意的刑法最终都不能服务于一个国家的法制安全。第二,理性刑法要求法制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只有加强法学理论研究,调整刑法结构,降低起刑点,制定理性的刑法,在科学的法学理论指导下,才能避免专横或者任意法制出现,维护国家的法制,保障国家安全。第三,刑事政策与刑罚目的是一致的。从我国刑法的保护范围来看,由于我国刑法保护的范围相对国外较小,因此其发展趋势不应当是轻刑化。

四、关于刑事执行政策及其他相关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韩玉胜教授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事执行产生重要影响。第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执行理念的影响,表现为对刑事执行目的和刑事执行基本原则的影响,重点表现为刑罚个别化、刑罚人道化、刑事执行社会化。第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事执行制度的影响,表现为监禁刑执行的宽缓化、人道化、社会化;社区矫正的推广化;财产刑执行的宽缓化、人道化;死刑执行的文明化、人道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解释的宽缓化;减刑、假释的宽缓化、严格化。

日本学者本庄武教授介绍了日本受刑者处遇理念之变迁情况。第一,2006年实施的日本《刑事设施及受刑人处遇等的法律》确立了回归社会行刑的法律基础。第二,以有效的回归社会处遇措施替代集体负责人实施的精神训导、教育措施。第三,新法正式引入的处遇,不是强制推行,置受刑人于从属地位,而是增强回归社会的受刑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辅助性措施。第四,应改革负责人制为能够满足受刑人个别需要的小组负责制和保障受刑人精神稳定的个别负责制并用的体制。

韩国学者郑镇连教授介绍了韩国国民参与裁判制度中陪审员的作用。在韩国,国民参与裁判过程,是为了体现普通人的判断,陪审员通过评价检察官与被告人(辩护人)之间的指控与抗辩来判断被告人有罪或无罪,可以缩小法律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能够在法官判断事实时引入普通人的判断。这种制度,实质是国民主权主义的体现。同时,这种制度的成败取决于经费投入。因此,有必要考虑当被告人对主要事实承认时,及时将案件转化为普通裁判程序。

河北大学孟庆华教授运用刑事政策分析了我国管制刑中的若干问题。第一,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管制刑的适用对象应是轻微犯罪,包括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对过失犯罪的行为人适用管制刑比适用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效果更佳。第二,在刑事政策背景下,建议把管制刑的执行主体从公安机关当中脱离出来,单独成立刑事执行局,负责包括管制刑执行的工作,避免了因设置交叉的执行机关而影响执行效果。第三,当前,我国管制刑适用率低的刑事政策原因,主要是观念上的障碍,审判人员对符合管制刑条件的犯罪分子不依法判处管制刑,而是判处较管制刑重的拘役、有期徒刑,甚至降格为免予刑事处罚。

中国人民大学刘明祥教授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评析了当前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措施,提出了彻底解决罚金刑执行难题的立法建议。第一,各国解决罚金刑执行难途径主要有:易科制度;无限期追缴制度;罚金缓刑制度。但在我国现阶段都不可能实施。第二,我国现阶段甚至未来比较长的时期,都有必要废除刑法中单处罚金的规定。同时将现行刑法中必并处罚金的规定全部改为可并处罚金,即不采取必并处罚金的立法形式。另外,建立罚金刑执行保证金制度,把判决前主动交纳罚金保证金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以鼓励犯罪人积极创造条件缴纳罚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李卫红副教授认为,不再严打只宽不严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目前它们还只是应然刑事政策,总有一天,它们会成为实然刑事政策。第一,当理性与感情分开,以前者看待、解决问题,并对后者施加影响以使人们拥有适度的情感、欲望和情绪,则轻缓化、人道化的刑事政策必将会实现。第二,刑罚发展日趋科学、民主、人道、平缓和谦抑,惩罚犯罪和人权保护成为刑法的两大基本机能,非犯罪化、犯罪非刑罚化和刑罚非监禁化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共同趋向。第三,由于犯罪的多因性,将刑事责任仅仅转移到犯罪人身上,在因果关系上是不对称的。第四,受人道主义的影响,司法模式正沿着国家司法模式——协商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模式转变。第五,刑事政策的发展当然也必须切合人权保障的时代要求。



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文已发表于:法制日报2008年12月14日版

 
分享到: 豆瓣 更多
【打印此文】 【收藏此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