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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研究
王作富
上传时间:20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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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诈骗罪是智能性犯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罪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其犯罪的方法是利用一种不真实的事实掩盖着自己的事实目的,使他人受到蒙蔽,从而“自愿地”将财物交给行为人。实践证明,诈骗犯罪之所以能够得过得逞,不完全在于犯罪分子的手段诡秘狡诈,而且同被害人的思想麻痹,过于轻信,贪图小利等等思想弱点都有直接关系。对于抢劫、抢夺、盗窃等犯罪来说,行为人或公然或秘密实施犯罪,往往使被害人难以防范,甚至防不胜防,而对于诈骗犯罪来说,只要人们提高警惕,不图小利,不轻易为花言巧语所动,揭穿诈骗分子的真面目,并不是很难做到的,
在刑法教科书中,都对诈骗罪的构成作了全在分析,本讲只是结合司法实践,谈谈诈骗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问题。
 
一、诈骗非与盗窃罪的界限
 
诈骗罪与盗窃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其主要区别在于犯罪方法不同,前者是采用蒙蔽他人的方法,使其“自愿地”交付财物,后者则是采用使被害人不知的方法秘密窃取其财物,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界限是不难区分的。但是,从实践中看,有的案件,其犯罪的手段是公开与秘密交织使用,究竟如何定性,有时会遇到困难,在办案中产生争论。下面讲几种情况:
1.在公共场所,二人以上合伙选中目标后,有人使用“调虎离山计”,将物主引开,或以其他方式转达移物主的注意力,其他人乘机转移财物的,其他人乘其不备,偷走其财物,不能定诈骗罪,而应定盗窃罪。
2.以买卖交易为掩护,采用“调包”、“抽芯”等方法秘密窃取财物的,如何定性?这实际是以欺骗方法掩盖盗窃行为,应定盗窃罪。例如,甲、乙二人各自提着一个样式完全相同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到一烟洒店,甲对售货员说:“买5条万宝石路香烟”,售人员售货员将5条烟为甲装在手提包里,甲又要售货员拿几种名酒来挑选,乘售化员取货之机,乙用自己的同一样式的手提包调换了甲的手提包,待售货员算帐后,甲却说:“钱未带够,先把手提包放在这儿,回头拿钱来取”,结果一去不复返,售货员打开手提包仔细查看,发现5条万宝路香烟包装盒里边塞满了报纸,才知上了当,售货员受骗只是表现在他未能识破甲、乙假购货真盗窃的面目,以秘密窃取的方法战占有商品的,当然应定盗窃。
3.盗窃了印鉴齐全的支票、委托付款书,假冒某单位的业务人员,去商店骗购商品,如何定性?例如,被告人邓在某厂销售科办公室,趁人不备,窃取限了某技术开发总分司已盖印、写了帐号尚未填金额及收款单位的付款委托书,次日冒充上述总公司的工作人员去商店购买了照相馆相机等共值3259元,后被查获。对此案有人主张定诈骗罪,但法院以盗窃罪判了,我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因为,窃取了印鉴齐全、充分有效的有价证券,行为人也就获得了非法占有财物的充足的条件,凭它就可以购买商品,具体骗购商品。可以视为盗窃行为的延伸,犯罪的完成,显然是盗窃行为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应定盗窃罪。
4.盗窃了空白支票,又偷盖了公章和业务人员的私章,用以购买商品的,如何定性?例如,被告人李某,一日见本章位会计黄某的保险柜未锁,乘其不备,从中偷出一张空白现金支票,填收款单位、帐号、金额、预算科目等内容,次日,又乘会计不备,偷盖了单位的财务专用单和主管会计的私章,然后用这张支票从银行提了现金4500元,对此案,有人主张定诈骗罪,但法院以盗窃罪判了,我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被害人虽然不是窃取已经印鉴齐全的证券,但是,他通过偷盖印章的方法,使空白支票成为可以随即兑现的支票完全是靠秘密窃取的方法来完成的,可见,本案整个完成过程,是秘密窃取的方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应当定盗窃罪。
5.盗窃提货单、小件行李寄存牌,然后用以骗领物品,如何定性?例如,王某一旅店里,乘一旅客熟睡之机,从其上衣口袋里偷走了该店的小件行李寄存牌,然后从寄存室外提出了该旅客的提包,内装钱物共值2千余元。,对此案,有的主张定诈骗罪。因为不是他的东西,他冒充物主领走,符号合诈骗的特征,但是,法院以盗窃罪判了。我认为,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实际上,提贷单也好,物品寄存牌也好,都是领取物品,可以说,对该单元位不存在受欺骗的问题,单位也不承担财物损失的法律责任,行为人完全是靠边盗窃的行为,才取得财物的,所以。应盗窃罪,不应定诈骗罪。
6.受人之托,临时看管财物,乘物主不备,从中窃取物,如何定性?例如,张某在火车站候车,要上厕所,于是请在他身边的一位不相识的一旅客孙某代他照相馆看一下行李包,后者答应了,但张某刚一走,该人乘机扛起张的行李包跑掉了,对此如何定性?我认定诈骗罪,因为,诈骗罪之成立,是以被害人因受蒙蔽而“自愿地”将财物的占有、使用、处分等权利让与行为人为条件,由此而使财物脱离物主的控制,但是,就上例而言,张某只是因为要上厕所,在短暂的时间进而,请孙某照看一下,既谈不到所有权的转移,也不同于是一般的民事上的委托保管行为,因为,实际上,张某的财物仍没有脱离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孙某只是利用张某一时不备,而秘密地占为已有,完全符合盗窃的特征,应下盗窃罪。如果说,张某要了国旅行,将自己的贵重物品交由其奋勇当先人代为保管,友人将其财物转归已有,是侵占行为,因我国刑法上无侵占罪之规定,在必要时可以按类推办法,比照刑法上最相类似的条文,定“侵占他人财物罪”。如果行为人以欺骗的方法,诱使他人他人将财物委托自己保管,并且乘机将人人财物据为已有,按民法规定,这种“委托”是无效的民事行为,行为人构成诈骗罪。
7.盗窃他人的“信用卡”,用其骗兑现金或购物,如何定性?在整个过程中,这里包含两个行为,一是盗窃行为,一是利用“信用卡”骗钱骗物的行为。有的主张定盗窃罪,因为,“信用卡”是真的,不是伪造的,利用“信用卡”的行为,是盗窃行为的延续。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按诈骗罪处理,我认为,后一种定性是正确的。“信用卡”不同于支票、汇票等有价证券,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达国家信誉较好的个人或单位使用的,证明持卡人的身分和信用程度的消费信贷凭证。持卡人可以凭卡向特约商户购物,无需支付现金,也可向特约银行兑付现金,但是,按照规定,“信用卡”只能本人使用,不能转借他人,而且,每次使用要由持卡人亲笔签名,由此可见,仅盗窃了“信用卡”并不等于可以直接获取财物,而是必然要假冒身分,伪造他人签字才有可能,这就是说,只有通过诈骗手段,才能非法占有财物,符合诈骗罪的特证。当然,这种案件与盗窃行驶发生牵连关系但是,仅就盗窃“信用卡”而言,其危害性显然不知实际完成的诈骗罪严重,因此,按照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对上述案件应按诈骗罪处理。
 
二、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的界限
 
招摇撞骗罪,是指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假冒国家工作人员身分,进行招摇撞骗,损害国家机关威信、公共利益和人民合法权益的行为。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都是以犯罪方法的欺骗性为特征的犯罪,其区别有下列几点:1.侵犯的客体不同,诈骗罪是侵犯公私财产的权利,而招摇撞骗罪损害国家机关威信、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前者的客体具有单一性,后者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复杂性;2.犯罪的欺骗方法不同,前者可以用任何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而后才只能采用假冒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方法,前者欺骗方法具有广泛性,后者具有单一性,3.前者所骗限的只能是公私财物,而后者可以骗取公财物,也可以骗取职务、政治待遇和荣誉,甚至骗取异性的爱情。前者具有利益的单一性,后者具有广泛性、多样性。4.前者只要实施一次,骗得财物达数额较大,即可构成犯罪,而且刑法对诈骗罪的规定并不表明本罪的行为具有多次性的特点,而后者本身就具有多次性的特点,所谓“招摇撞骗”就含有到处行骗的意思。
在一般情况理,区分二罪的界限,是不困难的,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假冒国家工作人员身分,骗取的财物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如何定罪?如果只以招摇撞骗罪,最高只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如果定诈骗罪,则根据刑法第152条,最高可以判别处无期徒工刑,由此可见,不认数额多大只按前条处理,必然导致重罪恶轻判,因此,我认为对上述情况,应定诈骗罪。理由有三:(1)利用一般诈骗手段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利用假冒国家工作人员的方法骗取财物,不仅侵犯财产权利,而且损丰国家机关威信,没有理由对扣者的处罚只能在十年以下;(2)用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身分方法骗取财物,与用其他方法骗财物的诈骗罪,没有本质区别,后者在外延上可以包容前者;(3)刑法这所以将招摇撞骗子罪恶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失序罪恶一类当中,显然是认为本罪主要不是侵犯财产权利的,因此,从立法精神上可以理解到,如果用冒弃国家工作人员的方法主要是骗取财物,而且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应当认为这已超出了招摇撞骗罪的范围,应根据其侵犯的谋取的主要客体,即财产权利,定诈骗罪。
 
三、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流通领域里,经济合同愈来愈广泛地利用,成为调整经济关系,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为少数不法分子提供了利用虚假合同骗取财物的手段。实践表明,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有几个显者特点:(1)合同的标的金额一般都是很大的,因而借以骗取的财物数额,一般是巨大的,少则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上千万,非一般生活中的诈骗所能比。(2)由于合同诈骗发生在流通领域,被害的又往往是单位,因此,这种诈骗不仅侵犯财产权利,而且直接破坏东西经济建设,危害严重。(3)许多经济合同诈骗案件,往来关系复杂,盘根错节,查处难度大。因此,涉及经济合同案件,应当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利用经济合同诈骗财物的犯罪分子严厉给予打击,同时又要切实保障企业的合法经营。
区分经济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是比较复杂工作,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经济合同诈骗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手段,目的是非法占有对方的财物,而经济合同纠纷则是指一方当事人意图通过履行合同获取利润,因故未能履行或未能完全履行合同。因此,在办案中,区分二者的界限,最关键的问题,是搞清被告人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区分上述界限的关键,是看被告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这种说法不够确切,履行合同能力的有无和大小是受着主观与客观多种因素制约的,它是可变的而不是不可变的状态。有的人在签订合同时不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例如,尚无可靠的货源就与人签订供货合同,但是,在签订合同以后,经过积极努力,争取到了货源,使合同得到履行;有的在签订合同时有履行合同的条件,但事后情况变化,又失去了这些条件,以致无法再履行合同;也有的人在签订合同时有履行合同的条件,但事后发生变化,又失去了这些条件,以致无法再履行合同;也有的人在签订合同有履行合同的条件,却一心骗钱,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如此等等。不难看出,只根据有无合同履行能力来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是难以作出正确结论的。
被告人有无非法占有他人才物的目的,涉及人的内心活动,要查明其真实目的,不能轻信口供,而应当注重对案件的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根据事实和证据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根据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但也不能否认,上述事实在一定情况下对于证明有无诈骗的目的,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只是说不要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来看等这种能力,例如,某市有个“远东贸易分司”,是由几个个体户搞起来的,同某市“江南实业公司”签订了出售“塞浦路斯号”报废轮船的合同,价金358万元,事实上,前者是根本就没有报废品率轮船,也搞不来这种轮船,在他们得到 20万元的预付款后就散了伙,经理王某携款潜逃。事实证明,他们不可能也不打算履行合同,因此,应定诈骗罪。
(2)签订合同时有无欺骗行为,什么样的欺骗行为,其欺骗行为在整个案件中起什么作用。实践表明,有的人以根本不存在的“公司”的名义,利用伪造成的种种证件,虚构有多少资金、货源,花言巧语引人上钩,与其签订购销合同,一旦货款到手,或者逃之夭夭,或者大肆挥霍,合同根本不履行,这种事实一般可以清楚地说明,行为人根本不打算也不可能履会合同的,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弄虚作假,完全是为了掩盖其卑鄙的企图,使人上当受骗,将他人财物骗取到手,因此,应当以诈骗罪论上。但是,有的人有基本履约能力,但为了取得其他企业的信任,夸大自己的履约能力,与其他企业签订合同,合同签订以后,积极创造条件,为履行合同而努力,但由于经营不善或者其他意外的客观原因,使合同不能完全履行,货款一时无法退还,由此引发诉讼,应作为经济合同纠纷处理,不能定诈骗罪。虽然夸大履约能力带有一定的不诚实性,但这不是为了骗取对方财物,百是为了达成交易,通过履行合同获取利润,即使有的债务人在对方逼债太紧紧而又难以应付时外出躲债,也不能同赖债混为一谈,轻易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人人财物的目的,按诈骗处理。
(3)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实践表明,有履行合同诚意者,在合同签订以后,必然设法创造条件使合同得以履行;如果不能履行,也会积极承担违约责任,愿意赔偿对方的损失,这是合同纠纷。但是,有的人在签订合同以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而是货物款到手,就逃之夭夭,或者是大肆挥霍,根本无力偿还,一旦债主找上门来,摆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架势,使债权人没有办法,对于这种情况,不管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这种行动足以证明他是根本无意履行合同的,因此,应当以诈骗罪论处。例如,被告人王某原夭某厂采购员,以协助某些单位联买汽车、焦炭、水泥,以及推销产品为名,采用签订假合同、要押金和预收现金等手段,先后从河北省、北京市、本溪市等15个单位骗取5.1万元,实得3.8万余元,匀被其挥霍一空,而合同犹如一张废纸,他根本不去履行,某法院地某以诈骗罪论处,是正确的。
值得注意的是,诈骗犯罪的意图并非都产生在签订合同之前,有的可能产生有执行合同的过程中,因此,也不能因为行为人曾经有过履行同的行动,例如去联系过货源,而决不可能构成诈骗罪。这里的关键问题,仍然是行为人是否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因此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而不在于该目的产生于何时。例如,被告人俞某(农民)为了赚钱,在一无资金,二无货源的情况下,同孙某两次签订供应5万棵苹果树苗的合同,孙某承付给他货款8千元,俞得到钱后,约袁某一起去各地联系购买树苗,都未买到,他自知合同无法履行,于是以谎言支走袁某,自己带着8千元贷款,流窜于杭州、南京、青岛、哈尔滨、丹银川,兰州,北京等地,游山玩水,将货款挥霍殆尽,某法院认定俞某构成诈骗罪恶,判处了刑罚。
经济合同一般都是有期限的,有关双方都应在合同规定期限内履合同义务,如是存心诈骗,一般都不会履行合同义务,但是,不履行事同义务的,也不一定构成诈骗罪,这要作具体分析,例如,有的收到对方预付货款后,用于其他经济活动,或者偿还其他债务,而不用于履行合同,这里应当区分挪用他人的货款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界限。如果到期合同未能履行,对方要求退还货款,赔偿损失,行为人承认自己违约行为,并愿意和有能力退还货款,赔偿损失,这里挪用他人货款的违约行为,并非骗取他人财物转归己有,不应定诈骗罪。但是,有的人利用与他人签订经济合同取得货款,用于偿还自己的债务或其他方面,根本不履根本不履行合同,对方要求退回货款因无力支付,又与其他人签订合同,以预收的货款偿还前债,而后一合同也不能履行。有的竟多次采用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结果各个合同都不能履行,形在“千年不赖,万年不还”,实质上构成了诈骗,应按诈骗罪处理。当然,诈骗的数额应以实际造成的损失为准。
(4)合同不能履和的原因是什么,前面谈到,利用合利诈骗与合同纠纷,都表现为合同未能履行,要搞清被告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诚意,有必要认真考察、分析合同不能履行的的原因是什么。从实践中看,合同涌履地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明知自己无条件履行,却以欺骗的方法签订合同;有的是对市场预测失误,错误地估计了履行合同的能力,有的是签订合同之时确有可靠的履约条件,但事后意外地出现情况变化 ,使合同无法履地;有的是,预付化款式到手就携潜沈,如此等等。司法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在这纷繁复杂的现象当中,去考察被告人有无履地合同的诚意。如果事实是被告未履行合同,是由于无论在签订合同之时,或是在签订合同之后,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而且被告人人是明知的,那么,一般可以证明被告人是根本打算履行合同的。

杨春洗等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6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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