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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二审程序 避免循环审判
陈卫东
上传时间:20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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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刑事二审的发回重审由于程序设置不合理,没有次数的限制,不仅造成诉讼效率的下降,也忽视了对有关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权利救济。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刑事二审发回重审的理由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使得发回重审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和随机性问题。另外,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发回重审也与无罪推定的基本要求相矛盾。

  其一,尽管《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对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情形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但仍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其二,与程序违法发回重审的理由相比,二审法院关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理由更显得空洞和含混,也更加难以操作。因为何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的规定。事实是客观的、唯一的,而对事实的认知、把握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因此,在实践中案件事实查到什么地步就算“清楚”,什么情况算是“不清”就很难有统一的结论。

  在证据不足情况下发回重审还与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相冲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因此,二审法院在发现证据不足后,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而不是将案件发回重审。

  第二,发回重审的适用有扩大化的倾向,加上我国刑诉法并没有规定发回重审的次数,因而我国的发回重审制度难以避免循环审判,导致诉讼效率下降。

  在我国刑事二审程序中,法院如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就是说,二审法院对于发回重审或改判具有绝对的选择权,这至少在理论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二审法院对发回重审具有优先适用之倾向是导致循环审判的一个前提条件的话,那么发回重审没有次数限制则是循环审判产生的制度基础。因为,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的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对于重新审判后的判决,依照本法第180条、第181条、第182条的规定可以上诉、抗诉。对于经过再次上诉抗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如何处理法律仍然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也即法律没有限制发回重审的次数。按照通常的做法,二审法院仍然有权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程序法这些弹性较大的标准发回重审,此时案件将重新进入一审程序,有上诉权和抗诉权的人或机关仍然可以再上诉或抗诉,二审法院还可以再发回重审。由于发回重审的次数未受到限制,在理论上就明显形成了“一审→上诉→二审→发回重审→一审→……”这样一个无限循环、永无止境的诉讼怪圈,案件永远在一审与二审程序之间反复运作,案件永远无法结束,诉讼争议永远得不到解决。

  第三,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法院的重新审判难以摆脱上级法院意见的影响,这不仅有违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也容易发生错判。

  基于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改革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着重点在于规范、限制发回重审的适用,使发回重审真正成为二审裁判的例外。但是,刑事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改造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需要一系列制度的保障。

  首先,应对发回重审的理由进行重新界定,取消“证据不足”这一发回重审理由。

  其次,对二审法院认为事实不清的案件原则上应当直接改判,不应发回重审,只有原判决遗漏了罪行或者遗漏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的情况,才可以将案件发回重审。

  最后,对于因程序违法而发回重审的情况,应当区分程序违法的程度,作出相应的处理。

  庆幸的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补充了这样的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判决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第二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仍然认为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虽然增加了这些内容,但依然要有其他相对应的制度措施配合,才能真正杜绝重审“踢皮球”现象。

出处: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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